·“深圳在进步不代表香港在退步，而是一同走向成功”

观察者网：我看到您在微博里写道：“回头看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不禁想问，心坏了尚可以换，脑残了，怎办？”……请问您对于他们“怎办”有什么建议吗？

何君尧：没有。年轻人和年长者永远有代沟。代沟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今年才存在的。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有写新旧社会冲击下的不同代间的代沟。

其实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很正常的。哪个人年轻时开车没有风驰电掣过？当他们的阅历足够之后，就会渐渐想要稳定下来。那些50岁的人以稳重为主，因为更多要考虑在精力已不如过去那般旺盛时，如何去过一个自己丰足的晚年。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此我觉得2014年的“占中”和如今的运动并不是怪事，怪就怪在有外国势力要来挑拨家庭矛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人故意来家里搞破坏，导致家庭矛盾逾趋激烈尖锐，这点才是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稳住自己的阵脚不乱。在对外方面，大家要明确对手，予以还击；对内方面，大家要对自己自信，对自己的制度有认知，再坚定立场，知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鸣枪示警，等等。

至于对待年轻人，我们也应软硬兼施：如果他们遵纪守法，为他们提供找寻自己出路的机会；假如他们非要走违法之路，那就必须承受法律的后果。。

观察者网：日前“香港市民”李嘉诚先生就目前局势发了两则广告，一则写“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一则写“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您认为这两则广告在呼吁什么？

何君尧：以李嘉诚先生在香港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是劝解年轻人，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各位后生仔，你们不能诉诸暴力破坏社会，我们必须要守规矩，从正道。但他没有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不同的报纸发出了不同的信息。也就是说，李嘉诚先生所言并非仅是提醒一般的暴徒，更是对背后的两国主导者表达建议。

李嘉诚在不同报纸上登载不同版本广告（图/港媒）

我认为他在《明报》上刊登的“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是针对美国人而言。修订《逃犯条例》，其“因”是好的，中国政府的用意之一就是警示美国间谍不要轻易到内地犯案，否则即使逃到香港也能被引渡到内地接受审讯。但是美国做了这么多事，已招来恶果。而发布在《大公报》上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先生应是说给中央政府听的，希望能为香港青年多留点情面。

观察者网：前几日中央提出要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不少人疑虑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最终会被深圳取代。您担心这一问题么？

何君尧：按照香港《基本法》的精神，“一国两制”要保持“50年不变”。不变的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将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不发达的国家逐步发展到和世界上其他强国比肩的水平。

假如届时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相当强盛，是否还一定需要“一国两制”？当年香港人对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没信心，但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香港人会不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当能证明香港的制度完全落后于内地，到时“一国一制”就顺理成章了。

顺着这样的思维去想，1980年，本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被设为经济特区，今天再被赋予新的定位，这也体现了中国正不断进步的趋势。不单如此，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现在有不少于5000万的人口，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英法，这是很惊人的表现，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在这一情况下，我认为深圳的进步不代表香港的退步，它代表着的更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正不断走向成功，我们应该为此高兴。

香港、深圳隔江相望（图/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内地-香港两地矛盾似乎在不断显化，数年前就已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地关系：“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您认为这一形容属实吗？

何君尧：这种情况发生是必然的，我不是那么担心。不说香港和内地，即使是内地人内部，北京与上海、广州与深圳、广西与广东，都会时常存在这种比拼较量。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这种比拼往良性发展，不要让地区主义抬头，从而导致国家的不稳定。

所以香港和内地之间矛盾激化，并不是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问题有多大，而是另有外部势力的影响，企图掀起港式“颜色革命”。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这次“颜色革命”也激发了中国人无比团结的力量。

“颜色革命”就是要在一个群体内部造成分裂，令一部分人不爱甚至厌恶自己的政府，从而瓦解政权。“颜色革命”方便美国，因为他们不用出兵，培训你内部的年轻一代，让他们丧失国族认同，进而进行内部自我攻击。用生物医学来比喻，美国只需释放一些病毒让你自身病变就好。

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已在“颜色革命”下“牺牲”了许多，1997年之后，我们又没有在教育上把好关，导致新的年轻一代又再次受到波及。现在这些年轻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偏说自己只是香港人，要搞“港独”，很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香港系列事件发生后，有一种现象出人意料，那就是它也激发了我们全中国年轻人的斗志，从80后、90后到00后，万众一心，共同打击“颜色革命”。

香港是一块“试验田”，从香港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力。通过香港，我们知道了中国局部的“病变”何在，从而吸取经验，这对于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对将来的挑战，都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