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战狼’不敢当”

观察者网：因您敢说话，特别是关键时刻敢表态，媒体给您安了个称呼——“建制战狼”。您自己认为这个称呼贴切吗？

何君尧：实际上我也不是好勇斗狠，我只不过是在履行中国香港人的应尽义务。

香港人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倘若有人在香港搞“港独”，搞“颜色革命”，做一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与他们抗争。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比较看得清黑白是非。但是我相信，在与国家相关的是非面前，一般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都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我不是什么“战狼”，这称呼在抬举我，而我高攀不起。我不会战斗，我只不过是在做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本分。由于我有法律知识背景，又是立法会议员，因此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坚守岗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不敢当“战狼”，我自己不是很能打，相反我觉得自己是“箭靶”，因为有那么多“箭”向我射来，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

观察者网：与您相比，其他建制派成员表现得相对低调。而自香港发生“反修例”游行以来，不得不承认，在香港，反对派媒体和成员的声量比建制派要大许多。请问您认为香港建制派的声音为何这么微弱？

何君尧：总是要有一个开始的。反对派声势大，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其一，大多数反对派都是从“木人巷”（注：武侠小说中少林寺弟子试炼的地方）里“打”出来的，所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其二，如果我们接纳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是“颜色革命”，有外部势力存在，试想下如果他们没有表现，背后的外部势力老板会不会继续找他们？所以他们的培训模式就是要战斗，做出格乃至犯法的事情。

至于建制派，他们支持祖国。而在选举过程中，大的党派（如民建联）会有固定的票源，所以他们就算不做任何激进的抗争行为，也会有选票来巩固自己的位置。即使要公开辩论，也是相对温和。

另一方面，他们若真要（学反对派）这样做，可能也会担心。中国有种文化叫“论资排辈”，资深的建制派议员可能看不惯那些年轻人的搞事模式，认为那些模式不该拥有。久而久之，反对派逐渐积攒了战斗力，建制派的战斗力相对而言薄弱许多。不是建制派没有战斗力，只不过是两方的文化和运作方式不一样。

对我而言，我是一个独立议员，没有党派背景，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认为那件事是对的，我就要去做。我不需要如其他政党那般走程序——只有等到党内大部分人达成共识才行动。走党派途径有好处，就是一次性和和谐性，不好的地方就是时间会流失。作为独立议员，我不需向政党负责，只需向自己和选民负责，这样会轻松快捷；不好的地方就是孤军作战，其他人会说，“你都不是我的党员，我们不一定认同你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同属建制派，但那些党内议员通常会与我保持一个距离。他们会看我做得怎么样。如果我碰了一鼻子灰，那也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要求的保险系数高一点，但是抗争能力就会弱一点。

观察者网：听说修例事件持续发酵期间，英驻华大使曾想拉您倒戈。可以介绍一下当时她是怎么拉拢您的吗？您最后如何回应？

何君尧：“拉拢”是我的感觉。

今年2月份香港政府推行《逃犯条例》修订，到3月底，行政会议通过《逃犯条例》修订新方案。3月份，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要来香港见立法会议员，当时通过英国驻港的总领事来问我们谁有空。会面时间安排在礼拜三，因为我当天得从广州回来，所以答复对方“如果赶得及，我就来；如果来不及，我就不一定到。”当时我也没有问有谁会出席。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资料图/维基百科）

礼拜三当天，我刚好来得及从广州回港。出席午宴的时候，我看到有6位议员——除了我和周浩鼎两位建制派，还有4名反对派，分别是毛孟静、杨岳桥、胡志伟及梁继昌。

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还没到，英国的驻港领事先到了。他和我们寒暄几句，就很快把话题切到《逃犯条例》一事上，讨论条例会不会过。我回答“会过，因为我们的票数一定够。”他听完我的话就沉默下来，而后又和其他议员在盘算估量这一条例通过的成功率。

当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快到来时，站在我左边的毛孟静最靠近房间门口。照理说，驻华大使应该对香港立法会议员一视同仁，会和每个人握手。换而言之，她进来后第一个见到和握手的应是毛孟静，但是她没有，好像对毛孟静视若无睹，和毛孟静擦身而过，直接和我握手。毛孟静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非常愕然，似在说“她为什么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忽略我了？”

吴百纳没理由看不见她，作为外交人员，也必定注意礼节。由此我觉得，这位驻华大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次会面就是想要多看看我们建制派议员对《逃犯条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