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世，用重典，二十三条立法应继续推进”

观察者网：因为您曾担任过香港律师会会长，所以想问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说，“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香港的法律对于那些反对派，特别是那些暴力示威的年轻人来说，是否仍具有震慑力？

何君尧：法律一定是还有震慑力的。香港仍以法治为重，我们各行各业的运行仍以法律为基础。我们不接纳违法的事情，而每个违法的人最后仍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仍然有震慑力。

不过法律的威慑力近几年受到了冲击。从2014年“占中”事件发生后至今，香港的律政司对于这类恶意违法案件执法力度不足，这就给外界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年轻人觉得犯法没有成本，于是搞事情越发大胆，直至最近的一系列所谓的“光复运动”。

法治对于香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很重要。虽然从2014年到2019年期间对一些恶意违法案件，处理得不太妥当，使得稍微失去了一点说服力，但是只要律政处之后把关严格点，再加上法庭量刑重一点，相信法律又可以恢复其威慑力。

观察者网：您呼吁香港尽快设立《禁蒙面法》，请问其中有哪些考量？

何君尧：目前全世界大概已有数十个国家通过了《禁蒙面法》。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现代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制定的政策要到位、贴地气、深谙民众思想，又要求政策推行时保持透明性，而民众自己在追求、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又没有遵守这一标准，是不是很矛盾？你既然要求别人要有透明度，那也要让人看到什么人提出这一诉求。换而言之，你对别人有要求，别人也对你有相同的要求。

第二，那些国家通过《禁蒙面法》，是基于很多人自以为隐藏身份后，犯法不用承担后果，没人抓得到他。这是个坏信息，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逃避惩罚，从而今后做事更加不顾一切。

争取民主、表达诉求，这是现行体制所赋予的权利，但是大家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是正人君子，有诉求讲出来，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示威游行人群（图/香港文汇报）

观察者网：您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但现今《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您觉得以后“二十三条”立法通过的可能性还有多高？

何君尧：虽然《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但我们不要灰心。此前我也在立法会多次公开询问特首推动“二十三条”立法的时间，特首说要社会氛围好一点再做。不过，在倡设《禁蒙面法》以后她又觉得会有荆棘。

对于特首而言，她做事当然要判断形势，因时制宜。但是之前我们要求通过《逃犯条例》的时候，本就是希望香港不要成为逃犯天堂，也是公众利益诉求所然。严重犯法者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即使是跨地域犯罪，我们也应该把那些犯人送回犯法的地方去进行公平审讯。这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亦符合联合国的标准。全世界194个国家，有160个国家已互相签订了类似的逃犯安排。

《逃犯条例》在香港遭遇反对，是因为那些人不讲对错，借题发挥，为自己日后的犯罪作恶（采访原话为“做你世界”）找一个借口。这让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华。日本人挑起战争的缘由就是说他们要通过卢沟桥，寻找失踪的日本军人。实际上如果只是寻找日本军人，又何必要打到整个中国都生灵涂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本来就想行凶作恶，但是要找一个借口。《逃犯条例》也类似，只不过是这些“港独”们一直等待的一个借口。

日本借口寻找丢失士兵，发动卢沟桥事变

既然那么差的环境都见过了，回顾“二十三条”，它是一种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动。过去22年来，我们为了诸多理由，“善意”地将它拖得太久，以迎合香港社会氛围。但是现在连《逃犯条例》这本来无害的文本都被不少别有用心者用来制造、加强对国家的排斥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推动“二十三条立法”这件事上再次退缩呢？

有些人貌似很有政治智慧，说《逃犯条例》都通不过，再碰“二十三条”就是自讨没趣了。而我却觉得情况恰恰相反。这没有问题的《逃犯条例》都能引出那么多暴乱和“反中情绪”，此时更要下重药，“治乱世，用重典”。尤其是现在香港立法会已是第六届，70个席位中建制派占了43个，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因此我认为应该要继续推进“二十三条”立法。

观察者网：现在《逃犯条例》掀起这么大风波，您认为未来几年，香港立法工作是否会处处受限？

何君尧：不用担心，我们恪守岗位。要对自己有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逃犯条例》一事出来后我们更需要来一次整合，不能再临阵乱了套。

如果6月12日那天就算反对派围堵立法会，各位战友都能一起坚定地读完条例，那么这事就极有可能搞定了，后续也不一定会有7月1日立法会被打烂的事。

所以就算前面有多大阻力，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这条路必须走过去。香港要相信，自己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能对恐怖主义做出任何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