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共同富裕，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是不择手段的赚钱，这叫大同，也叫社会主义。

我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仅是从孔夫子走到了马克思，而是通过马克思重新发现了孔夫子，发现了我们的传统中优秀的成分，我们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中国与世界，改造中国与世界。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具体的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就是空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没有了学问和思想的根本，没有了现代的视野和世界的视野。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自序中提到“革命史观大概被‘学术界’解构得体无完肤了”。您认为在当下，从什么角度讲有必要重塑革命史观的意义？

韩毓海：环诸世界，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条件不好，“胡焕庸线”揭示得很明白：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耕地严重短缺，生存压力巨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要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要实现伟大复兴，要走在世界前列，靠什么？钱穆说，既然没有资源，靠的只能是人事与制度，我加一句，靠的就是人事与制度上的不断改革与革命，靠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常说，踢足球踢不过别人，似乎有情可原。但为什么中国女排行？为什么华为行？华为和中国女排靠什么？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靠想办法，靠一套不断变革的战略战术。什么是革命精神？这就是革命精神。在几乎没有什么客观优势的条件下，去前赴后继创造人事和制度的优势，以人事与制度的优势，去弥补客观条件上的许多不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你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口号。

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出三个维度：财政金融，基层组织，世界交通，在《龙兴》中我还是坚持这个。

怎么理解我们数千年的革命？我想到了商君、孝公于陇山发奋图强，想到了卫青、霍去病跃马河西走廊，想到了唐代的关陇府兵和陇西的大漠孤烟，想到了王阳明时代的美洲发现，薯类、白银流动造成的世界体系，想到了康熙皇帝挥师准格尔，想到了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风起陕甘宁，想到了抗美援朝和三线建设，想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盛年与晚年，想起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想到了习主席奋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也想到了今天任正非先生率领的华为，想起他们所代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龙兴》扉页的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而今吾老矣，作为北大的教授，我的任务无非是把我们的祖宗创业的艰难，告诉我的学生，把我们祖宗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即使将来我写不动了，我还是要保持这样一股气，因为我担心我们的下一代。

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生产力，把我们的制度建设好，这是我们长期一贯的工作，但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就是接班人问题，是青年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积累得越多，挣得越多，将来就赔得越多。因此，我要努力为年轻人工作，直到我干不动了为止。

我年青的时候，喜欢廖昌永的一首歌，叫《江河万古流》，在龙兴的扉页上，我引用了海子的诗，但其实我更喜欢的，还是《江河万古流》，这首歌多好啊！其音绕梁，闻之使人怆然涕下：

长江流，黄河流，滔滔岁月无尽头。天下兴亡多少事，茫茫我神州。思悠悠，情悠悠，炎黄子孙志未酬，中华自有雄魂在，江河万古流。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