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但关于一带一路的基本知识一定要讲清楚，特别是一路——丝绸之路，中国向西开拓的道路在历代是不同的：汉代的丝绸之路集中于天山的南北两路，张骞走的是北疆的天山，汉武帝征大宛，走的是南疆的天山，还有一条路，处于塔里木盆地的南侧，在兴都库什山与喀喇昆仑山有一个狭长的地带——所谓“瓦罕走廊”。穿过瓦罕走廊西去，这是高僧法显走过的道路，也是玄奘取经的道路，高仙芝轻骑灭小勃律国，重开丝路，就是指穿越瓦罕走廊这条路。这条路，现在处于塔吉克斯坦与巴基斯坦之间，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和新疆连接起来，唐代后期以来，传统的丝绸之路就开始北移，而元以后则集中在准噶尔盆地的南北两侧——这是一条不断从沙漠高山地区，向草原绿洲北移的道路。

大唐vs阿拉伯，怛罗斯之战

我说宋代与历代中国完全不同，那就是它与“一路”完全没有关系，宋代把祖宗的江山基本上都丢了，不但再也看不到玉门关，连河西走廊都丢了，宋代的中国是小中国。

当然，宋代因为科举正式确立，读书人是多了，但是，科举的目的，基本上讲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历史证明，就是那个士大夫官僚阶级，误了中国的大事。

观察者网：在本书中，您频繁引用了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他对秦汉以降中古史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是高屋建瓴的。以柳宗元的《封建论》为标志，之前的治理体系是“谋发展”，之后是“求安稳”。这样一个二元治理模式，后来越来越倾向以后者压倒前者。您可否具体阐述一下，为何古代中国在宋元之后没有跳出官僚阶级本身吞噬公权力的怪圈？

韩毓海：王夫之《宋论》说，宋之得天下，不是以德、以功，而是凭侥幸，因此，它对于事功和有能力者是排斥的，怕的就是他们“颠倒威福”，“行不测之权”，这就是帝王之私。宋代立国的出发点，当然有纠正汉唐发展带来的问题的初衷在里面，但是，正如叶适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制度的合法性，不能仅仅靠“纠偏”而获得，用他的话说，宋代的问题，恰在于“矫失以为得，必丧其得”。因为求安稳，就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才给彻底束缚住了。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世界大势的问题。最近，我们的领导人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上致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提出“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作为世界上的两大文明，都有过苦难和辉煌”，“从这两大文明再扩展到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进行追本溯源的比较研究，可以加深文明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怎么理解这个重要的论断呢？首先必须认识到：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文明的地域中心不同，就地中海文明而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是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为中心的，公元前1000年，是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中心的，前1000年-前350年，希伯来、波斯和希腊文明实现了轴心突破，是以伊朗和希腊文明为核心的，公元前350年-公元500年，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公元500-1500年，是以阿拉伯-伊斯兰为中心的，公元1500年之后，才逐渐确立起西欧文明的中心地位。

中华文明也是这样，中唐之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面向欧亚大陆，即立足于汉之武、昭、宣时代开拓经营的河西走廊，一路向西。那个时代，地中海文明与我们中华文明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波斯。中唐之后，欧亚大陆上的“三股势力”日渐形成壮大，这三股势力分别是：突厥、波斯和伊斯兰，从此千年以降，就是这三股势力在统治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再加上蒙古的崛起，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是通过突厥、阿拉伯、伊斯兰和蒙古，宋代完全没有能力与这些世界力量竞争，丧失了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宋代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河西走廊不再是开放的前哨，生产力乃至人才资源开始转往东南沿海。

河西走廊

两宋以来近400年间，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基本上是中断的。由于丧失了这一重要发展空间，大量的生产力、人才和资本只能堆积在东南方向。这些能量如果没有出口，往往会通过暴力的方式发泄。这必然造成内部纷争与杀伐，使中国重回安史之乱乃至战国之乱。

面对挑战，宋朝致力于通过制度的调节，把内部能量逐步化解，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其中的一大贡献就是，科举制度在宋代完全确立。正是科举制度，使郡县国家的治理者明确下来了，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士大夫官僚。

宋的生存空间那么小，科举造成的官僚又空前的多，设官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安排人，根本不是为了做事，这种官僚主义一定要坏大事的。

观察者网：论及宋明清三代“中国治理能力下降”这一议题的时候，您认为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中国意识形态”，掩盖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社会关系，即乡绅与农民的真正生产关系。但是您又肯定陆九渊和王阳明之“心学”一脉主观上要统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全面评价宋明理学的历史地位？

韩毓海：首先，现代中国与以西欧为核心的地中海文明的对话，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然，一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斯拉夫文明即苏联改造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近代以来，正是那种力图把宋明理学包装成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于宋明理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双重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光辉文献，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重申了马克思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更从这个角度批判现代中国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批判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把王阳明的“明明德”和陆九渊的“亲民”，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面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以宋明理学为招牌，对于中华文明的歪曲，从而在这种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立足于土地关系，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王阳明画像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文明最优秀成分的继承者，但是，我们不是宋明理学的继承者，因为宋明理学的继承者是蒋介石。

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什么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如果连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今天究竟拿什么去教育青年，我们怎样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