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近代出现的概念，而西方古代并无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西方国家对威斯特伐利亚协定后出现的新型政治共同体的指称，因为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权威和神圣罗马帝国，从而使得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民族认同感的政治共同体。西方学界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用来指称威斯特伐利亚协定后的新型政治共同体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断言西方古代尚无民族国家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标志西方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

但是，如果按照西方对民族国家具体特征的界定：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没有内部关税的统一经济体，集中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等，那么显而易见，当时的汉王朝已经具备了这些特征。虽然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出现和传入中国。但是，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具有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切不可以因为有些概念是近现代才出现在中国，就断言这些概念所指称的事物也是在近现代才出现，否则必然会割断历史。

要而言之，我们在比较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时首先要弄清楚这两个共同体的根本性质，这样才会有可比性。汉王朝在当时已经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传承的国家，是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的政治共同体。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以罗马为核心的建立起来的征服体系，而非一个国家。

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即使遭到异族入侵，灭亡的只是政权，民族仍然存在。所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然遭受多次入侵和打击，许多王朝也被推翻，但中华民族并不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消亡，而总是能够再度复兴。

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征服体系，从未在帝国内实现民族认同。帝国虽然军事力量一度非常强大，征服的疆域和民族也横跨欧亚非三洲，但一旦军事衰败而遭到蛮族入侵，帝国的崩溃就不可避免。即使欧洲后来不断有人想复兴罗马帝国，无论是自称继承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已经是其它民族的梦想，跟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二、汉王朝的郡县制与罗马帝国帝国的基本结构有根本不同

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除了在共同体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外，这两个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和治理方式也有根本差别。汉王朝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郡县制，而罗马帝国实行的是本土与行省的二元制度：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实行元老院和元首制度；而在被征服地区实行总督负责的行省制度。这种基本结构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也是这两个共同体崩溃后命运大不相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虽然汉王朝最初实行的是郡县与分封并存的国家制度。但是从汉文帝起，汉王朝中央就开始采取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央朝廷向各藩王颁布“推恩令”，最终使得各个诸侯国由于内部的不断分封而自我瓦解。这就是《汉书》所讲的“不行处置，而藩国自析”。汉武帝不仅瓦解了所有的诸侯王国，而且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富商巨贾，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王朝从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郡县制度。

关于汉王朝实行的郡县制与罗马帝国的松散政治结构的区别，论述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是虽然谈论郡县制的人很多，对于郡县制在理论的分析却很不够。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郡县制看成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看成跟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类似的制度。这是相当不够的。事实上，郡县制作为中国自秦汉以后的基本制度，有着自身特有的政治逻辑。

汉王朝的郡县制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

郡县制是一个在西方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概念的词汇。按照中国的郡县制，中央与地方并非并列的两种实体，而是天下归一，社会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中央在时间和逻辑上都先于地方。是中央皇权派生出郡县，而不是郡县建构中央皇权，更不是地方组成中央。郡县制绝非像有的人理解那样，是一套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郡县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逻辑不是中央与地方两种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不是A与B的外在关系，而是中央权力延伸放大为郡县，郡县只是中央的代表。郡县制并不是现代单一制的古代版。

同样，用从西方传入的中央集权概念来界定郡县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也是不准确的。中央集权是指中央把地方的权力集中起来，这种中央集权现象发生在近代一些欧洲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法国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过程最为典型。但按照中国的郡县制，中央并非是从地方集权，因为地方从来就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行政机构只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

所以，在郡县制的国家框架中，中央的权力上包含了地方权力，而绝不是地方组成中央。宋人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所以，无论是单一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都难以界定中国秦汉王朝确立的郡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