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语言远不止拉丁语一种。由于罗马文化是承袭希腊文化而来，比如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就是用希腊语写下了著名的《沉思录》。所以希腊语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广泛使用。除了希腊语外，布匿语、科普特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凯尔特语的文字也在帝国境内使用。这可以从出土的大量的铭文和书信中看到。

所以，罗马帝国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征服体系，这个体系由亚平宁半岛上的以罗马为核心的城邦国家与45个行省共同组成。罗马行省（跟中国元代形成的行省概念完全不同）是罗马在意大利半岛之外所征服和控制的地区。Province 一词的起源就是古罗马的拉丁语：pro-（“代表”）和vincere（“胜利”或“控制”）。罗马行省是西方古代的殖民地单位，近代西方的殖民地colony一词就是来自古罗马时期的colonia，指是罗马帝国在殖民地区的前进基地。从这意义上说，也可以说罗马帝国是以罗马为中心与被征服的殖民地共同组成的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

在罗马帝国的征服体系内，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身份的群体。在帝国统治的五千多万人口中，真正使用拉丁文的罗马公民长期以来一直占很少的比例，整个帝国严重缺乏民族认同感。其实，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蛮族入侵时，也发现帝国境内的人民对罗马缺乏认同感，这对维系帝国的稳定很不利。

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努斯为了加强帝国内部的认同感，颁布了《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给与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出身自由的男性以公民权。

出土于卡拉卡拉浴场的安东尼努斯雕像

但是，民族与国家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同化过程，而不是一张敕令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结果，《安东尼努斯敕令》的颁布反而适得其反，在帝国境内造成了很大混乱。敕令原意是想加强人民对帝国的认同来抵御外敌，结果反而造成帝国内部的混乱与冲突。《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后，帝国境内的蛮族开始在内部进行夺权，而讲希腊语的东部离心力越来越强。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的崩溃跟不合时宜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是有关系的。

很多把罗马帝国与汉王朝，或者加上之前的秦王朝进行比较时常常说秦汉帝国在时间上与罗马帝国差不多，这个说法并不全面。的确，从二者所处的时间段来看，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正好处于历史的同一时段。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把有着二千多年传承的秦汉王朝从中国历史中切割出来，与只有五百年历史的古罗马进行比较，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即使从第一个世袭朝代的夏朝算起，在汉王朝之前已经存在了近两千年。到了汉王朝，华夏民族已经在中原大地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成为了古代中国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汉王朝时期的华夏民族早已形成了很强的共同体认同感，共享着相同的历史、信仰、语言与文化。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五千多万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有着民族认同感的国家。

华夏民族能够在汉王朝时期发展到五千万人，跟古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的特点有很大关系。罗马帝国是靠军事征服扩张扩大疆域，但种族、血缘和出生地等因素，把帝国境内的五千多万人分成了罗马公民、拉丁公民、异邦自由人和奴隶。所以罗马帝国无法靠军事力量把疆域内的人民形成一个共同体，《安东尼努斯敕令》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在古代社会，每个国家都会有血缘主义的因素，但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血缘主义非常淡薄。中国古代虽然也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在现实中实行的主要还是文化认同，这是华夏族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华夏文化在中原地区一直居于领先与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通过文化认同来界定民族的特点。韩愈讲“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是韩愈对之前中国民族融合的一个概括。

中华文明基于华夷之辩观念的文化认同，推进了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

武王伐纣推翻商朝之后，周人不仅以封建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大规模国家，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对西周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论述。所以，从西周开始，华夏民族的制度文化就大大领先于周边的其他民族。当时的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的大部分都通过接受先进的华夏文化而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的第一个高峰。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废除了西周建立的分封制，汉王朝进一步在全国实行编户齐民制度，中国形成了一个没有血缘等级的平民社会，大大地增加了汉民族的凝聚力。汉王朝之后，华夏民族自称汉人，而之后的两千年虽然发生过多次异族入侵，但最终所有进入中国的异族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汉王朝与罗马帝国虽然都有相近的五千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但前者是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后者只是一个靠武力扩张建立起来而难以融合的征服体系，而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