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村德治的社会机制

乡村德治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实践活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农民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逻辑会随着实践场景的变化而调整。因此，要结合乡村治理的具体结构来讨论德治问题。

德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彰显道德规范的导引和约束，与法治存在很大差别。法治主要依赖成文的规范制度，而德治更多依赖参与者的主体行动，法治针对的是外部行为，而德治注重内在动机调节。法治依靠外部制度和正式机构，具有治理成本高的特点。在任何社会场景下，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只能对有限的活动做出约束，发挥德治作用可减少法律运用，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总的来说，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成文规则来构建秩序，这使得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人类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大范围社会活动使得成文的规则制度成为必要；其次，现代国家拥有大量资源，有能力承担法治成本。

我国作为一个“制度早熟”的国家，很早就构建了完备的国家政权。在传统时期，国家管理了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地域，一方面，国家建立制度化的政权体系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在基层领域广泛发挥德治功能，形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体系的融合，实现了“集权的简约治理”。[16]

在传统时期，德治不仅在基层发挥作用，而且融入正式制度，统治者要发挥道德垂范作用，德治是国家治理的底色。仅从基层治理来看，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高度依赖德治体系，在国家正式制度不及的领域运用道德规则来维护秩序。

数量庞大的基层民众如何组织起来解决矛盾，化解纠纷，提供公共品？这需要从农民的行动逻辑开始分析。

与“制度早熟”相对应，传统时期的国家治理所面对的是“理性早熟”的农民。我国四季分明，光热条件适中，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很早就孕育出先进的农业种植体系，发育出农耕文明。发达的种植技术支撑了人口繁衍，与土地紧密结合，发育出“乡土”文化。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塑造了思维方式，包括精细控制生产过程的理性计算能力，与适度利用和改造自然所匹配的系统思维，在长期定居中所形成的群体意识等。总的来说，“理性早熟”的小农不仅熟知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且善于根据周边环境做出行为选择，农民熟知自己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也熟知在何种情况下做出何种行为才能够从他人那里得到正向反馈。

在稠密的人口局面下，土地占有总体较为均平，单个农户的规模有限。这种以利用自家劳动力为主的耕作方式，赋予了人们独立意识和公平意识，也让每个人清晰地知晓自身的利益，并激励每个人积极维护自身利益。“理性早熟”的小农由于自身的独立性和自给自足特征，内在地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行为逻辑，即每个小农都是自己的主人，在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体系中构建和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

小农生产方式让农民具有了独立自主意识，然而，小农生产还存在先天缺陷，即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面临着水利无法修建、道路无法维护、安全无法守护等公共品供给难题。这种先天缺陷使得小农户不可能完全“关门过日子”，必须寻求与他人合作，通过参与公共治理活动来满足基本需求。

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资料图：新华社

小农生产的先天缺陷使得农民必须走出家门并参与合作，合作是小农实现基本生存的必需。如果说自耕农生产方式锻造了农民的独立自主性和“私”的意识，小规模生产倒逼出来的互助合作则锻造了小农理性的另外一个面向：突破自我和走向联合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农越是自主，就越是需要超越自我；小农越是以私为中心，就越是要突破自私的限制。基于特定农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小农理性具有辩证性：既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也具有突破自我的能动性，既是私的，又具有克服私的能力。

农民行为逻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对自身利益的敏感和维护，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通过集体行动来达成公共利益的能力。传统时期，在国家能力不及的乡村领域，农民通过德治力量的发挥，形成了基层自发秩序。分散的小农之所以能够突破集体行动困境，是因为在农民之间形成了基于道德规范的组织化体系。最典型的是，在一家一户之上形成了以村庄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组织。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村庄构成了传统时期乡村德治的组织载体。

在村庄内部，农民出现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担当者，如房头长、村庄精英等，他们不仅关心自家事务，还关心公共事务，不仅考虑个人利益，还考虑公众利益，组织村民开展集体行动，看见有人损害公共利益时，能够“黑着脸说直话”，团结大多数普通农民，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扩散。

乡村德治属于民间自治行为，依赖多数人的同意。不过，通过协商机制形成公众意见之后，公共治理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然会碰到阻力，能否解决“搭便车”问题和治理“钉子户”，影响集体行动结果。传统时期，在村庄内部，道德不仅内化为个体意识，而且还外化为社会制度。违背社区道德规范的人，重则受到村规民约制裁，轻则受到舆论压制。

无论如何，村庄组织背后的社区道德规则，是每个人的行为准则，越轨者会受到压力。村庄生活让“搭便车”行为受到抑制，倾向于“搭便车”的人会变成边缘人，他们在受到制裁的同时教育了其他人，“搭便车”不构成社会潮流。

集体行动一旦达成，就会带来社会福利增加。通过集体行动，小农户破解了自身困境，在不改变其独立自主性的前提下，收获了一家一户无法单独实现的额外收益。相对于采取集体行动之前，每个村民甚至包括倾向于“搭便车”的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增加。而对于那些公共活动担当者而言，他们不仅收获了现实的福利改进，也实现了其道德追求，即在带领农民办好事的过程中收获了无形价值，包括群众的赞誉，以及自我实现。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乡村精英来说，道德激励属于真实利益，他们带着公心组织群众，愿意“黑着脸说直话”，不怕得罪消极分子，甚至让渡一部分个人利益，他们认为是值得的。

积极分子被激励，中间农民被正向引导，消极分子被边缘化，这就是传统时期基于村庄组织所实现的集体行动。小农理性具有两面性，村庄组织让农民突破个体局限，使公共治理变得有效。村庄熟人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并超越小农私利的公共结构。

传统时期，基层公共治理依赖实体性的村庄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重建政权体系，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组织。到改革开放前，农民在大队、小队等集体组织下生产生活，新的村社集体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统一化，而且提供了传统村庄所不具备的公共保障功能，如社会救助、合作医疗和民办教育等，在新的治理体系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历经教育和社会革命，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小农走向了超越，被组织起来的农民释放出巨大力量。

其一，党组织是新时期基层公共治理的担当。党员、干部是村庄公共治理的牵头人、组织者，他们将党的纲领和国家政策转化为农民的行动指引，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和建设活动。

其二，广大农民在党和基层组织的引领下，转变思想观念，参与集体行动，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变成积极分子。

其三，集体组织基于内部管理规则，抑制“搭便车”行为，并且通过反复做群众工作，教育普通群众。

党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克服了小农局限性，新时期基层治理遵循的是党和国家构建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规范，践行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的德治。[17]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结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国家在乡村推行村民自治体系，成立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鼓励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的基本组织载体是村委会，村委会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村庄工作，农村公共事务按照村民自治方式解决。

村民自治依然遵循集体行动规则，即村民自治能否成功，在于村庄内部的集体行动能否达成。开展村民自治，同样面临着积极分子、中间农民与消极农民的分化。在具体实践中，谁占主导以及消极行为能否被抑制，是村民自治成败的关键。通过村民自治开展基层治理，依然是要克服小农的短处，使其走向合作并实现公共利益。

对比来看，不同时期农民走向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存在差异。传统时期以村庄和民间规范为本，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组织不具备“退出权”[18]，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组织，在遵循国家制度的前提下释放社会活力，强调“统分结合”。

乡村德治的本质，是具备个体理性的小农通过特定的组织机制和组织形式，在村庄事务中克服“以己为中心”，达成集体行动并实现公共治理目标。不同时期国家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存在差异，这些为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不同的外在条件和制度环境，塑造出不同的农民组织方式和集体行动形态，造成了乡村德治的实践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