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德治这一命题，不应将广大农民思想意识齐平和利益先天统一当作认识假设和实践起点。除此以外，还要避开另外两个误区。

第一，将人性假说与现实相混淆。

包括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在内，为了进行理论分析，通常会作出人性假设，认定人类具有自利性或利他性，并基于不同的预设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思想观点。如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人是理性的，即在价值标准确定的情况下，人类普遍会做出趋利避害的行动，受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支配的个体参与社会活动。[10]

理性人存在局限性，关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尽量逃避成本，在公共活动中选择“搭便车”，导致群体无序，公共利益不能达成，最终又让每个人受损。个体的利益很多时候要通过一致行动来实现，但个体理性有可能诱发集体非理性状态，陷入“集体行动困境”。[11]社会治理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要旨，开展公共治理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在具体条件下找到超越个体理性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办法。

在实践中，集体行动困境并非铁律。比如，在革命年代，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为追求民族解放而付出生命；在突发重大灾难的时刻，不少人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负重前行。理论家提出的人性假说属于“纯粹类型”，是对社会现象的局部概括或抽象理解，不能涵盖事物的全貌。[12]

在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复杂的面向，有的人符合自利性描述，还有些人更具有公益心，同一个人在某些场合会做出自利选择，换一个场合可能做出牺牲自己而照亮他人的行为。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的具体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秩序，人的行为逻辑源自社会塑造。

第二，陷入农民道德水准的规范之争。

如果一个群体中有更多的人具有公益取向，以及群体平均道德素养更高，当然更有利于公共活动的开展。不过，不能从群体活动开展状态来反推群体道德意识，更不能用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的现实结果来评判参与者的道德水准。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取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本土心理学围绕中国人是否更具有集体取向而进行了持久的讨论。[13]通常认为，中国人在家族文化熏陶和紧密社会结构的塑造下，形成了与欧美国家人群不同的人格特征，后者在松散社会结构下崇尚个体主义，而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行为取向更有利于达成合作。

然而，现实又提供了很多相反的证据和判断，如费孝通观察旧时期苏州城水道脏乱差的面貌后，提出了中国人“以己为中心”的判断，他说中国农民“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14]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自私自利的行为，导致公共利益难以达成，进而得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判断。[15]

诸多既可以从正面理解，也可以从反面解读的现实经验说明，不能简单得出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是更具备或是更缺乏合作精神的结论。无论用“善合”或是“善分”来概括中国农民，都可以在基层实践中找到诸多反例。中国人不能用“善合”或“善分”一概而论，更不能将“善合”或“善分”视作道德评价。

以上关于乡村德治的两种认识角度，都存在过度抽象化的问题，即将人视为具有同一性格、道德意识或标准化行为逻辑的抽象主体，忽视了人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社会学一般认为，道德属于具备现实基础的社会事实而非先验规范，人们做出何种行为选择，受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集体行动能否达成，不能从抽象的道德假设作出判断，不由群体所具有的天然道德意识决定，而由行动过程决定。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乡村德治是个实践问题，集体行动结果由每一次不可重复的实践过程决定。

从能动性和实践过程看，要承认公共活动参与者具有各式各样的道德意识和差异化的利益诉求，每个人都会基于自身价值标准做出行为选择。在利益多元、价值多元和选择多样的社会环境下，集体行动要解决众多主体从行动分散到行动统一的问题。

在利益分化的众多个体中，一部分人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他们目光长远，不仅关注现实收益，而且重视预期目标，愿意承担更多的公共成本，是集体行动中的积极分子。一部分人属于消极分子，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份额，而且还觊觎他人的利益份额，尝试转嫁成本甚至逃避责任，是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者。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从流者，他们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长远利益，愿意通过公共行动获得长远利益，基本能够承担分内责任，但是缺乏组织能力或组织意愿，属于中间群体。

公共利益能否达成，取决于上述三类人在群体中所占比例以及他们的互动。具体来说，在自然状态下，群体中有长远眼光和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积极分子属于少数，多数参与者处于随大流状态，还有一部分人过于“精明”或者私心太重，希望在集体活动中少付出或不付出，逃避责任而出现“搭便车”行为。

村民在广场上休息 资料图：新华社

集体行动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在一个群体中，不仅具有一定数量的目光长远、主动承担责任的积极分子，而且这些积极分子还能够将占多数的中间人群团结起来，通过协商达成公共利益方案。在积极分子的领导下，开展组织动员活动，将占多数的中间分子变成其支持者，制定公共规则，对少数的“搭便车”行为形成制裁。当积极分子完成对中间分子的动员，将多数人支持的方案变成主流意见且执行下去，让“搭便车”行为消失或是减少到不影响总体局面的状态，集体行动就可以实现，公共治理活动就可以达成。

第二种情形是，在一个群体中，积极分子很少，甚至没有承担公共责任的积极分子，这些人由于遭遇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情而聚在一起后，缺乏引导和动员，无法组织起来形成公共方案，也缺乏执行方案的能力，使得少数“搭便车”者主导了行动方向。少数“搭便车”行为得不到制裁，造成越来越多的中间分子都效仿消极分子，占便宜的人越来越多，公共利益被侵占，最后导致公共治理失败。当集体行动失败之后，公共利益被掠夺完毕，每个人都回到“关门过日子”的状态，并承担事情无法解决所带来的高昂成本。

由此观之，一群人能否突破集体行动困境主要由群体结构决定，而非取决于群体的平均道德意识水平。突破集体行动困境，要遵循以下机制。

第一， 让积极分子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一个群体中是否存在目光长远、意志坚定和敢于担当的积极分子，构成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力量。在大部分情形中，积极分子占比不高，他们属于“关键少数”。

第二， 公共治理活动必须依靠广大参与者。占群体多数的中间人群朝着哪个方向行动，就塑造了集体行动的基本格局。如果积极分子能够团结和引导群体中占多数的随大流者，公共治理就变成群体力量的汇聚。反之，如果消极行为和“搭便车”者变成主流，那么越来越多的随大流者就会变成消极群体，无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第三， 遏制“搭便车”行为。个体有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明确惩罚机制的公共治理活动中，难免会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开展公共活动时，“搭便车”行为和消极分子存在两种状态。

其一，少数“搭便车”行为虽然无法杜绝，但被群体唾弃，或者被惩罚，如村民当面指责，使得占便宜的人觉得不够光明正大，“搭便车”行为得以遏制，其他人也受到了教育，集体规范得到强化。这种被边缘化的“搭便车”行为，不影响集体行动的达成，甚至促进中间分子向积极分子靠拢。

其二，如果少数消极分子做出“搭便车”行为之后，没有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制裁，没有人站出来说公道话，那些占便宜的人甚至“得了便宜还卖乖”，到处说风凉话，就会直接侵害公共利益，还会突破公共规则，造成“搭便车”行为的“传染”，即一个人“搭便车”获益，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效仿，结果消极分子越来越多，公共利益无法维护，集体行动失败，公共治理变得荒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