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相当于国家剥夺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因此要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对其进行补偿。离开劳动投入，土地本身不能产生价值。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来自政府前期的投资配套，比如修建地铁，建设城市管网等。农村土地被征收开发之前一般只具有农业资源价值，超过农业资源价值的升值部分，属于公共投资的结果，与农民无关。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方式具有合理性。

反过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发实践。珠三角地区的农民避开政府征地，实施土地自主开发，将全社会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占为私有，这属于制度上的例外。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之后，城镇化和工业化用地需通过政府征收来供给。当前，有一种观点是主张取消征地制度，让农民向市场提供土地，这种主张是想将珠三角地区的例外变成一般。

这类改革主张忽视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秩序，“地近其利、地利共享”构成我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的基本内涵。珠三角地区目前已经出现土地低效利用问题，违背“地近其利”原则。珠三角地区农民的所得与劳动无关，是基于土地占有对社会财富的无偿摄取，农民通过土地不劳而获地摄取巨额社会财富，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地利共享”原则。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惠及多数人。从全国范围来看，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中西部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问题。

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当地农民独占，形成对外来农民的利益排斥。以苏南代表的征地模式，将土地增值收益转化为政府公共收入，可用于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利于公共服务向进城农民工覆盖。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开发，不仅对于本地人具有反城镇化作用，对于外地农民工也具有排斥性。从“人的城镇化”角度看，苏南地区所代表的政府征地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更可取。

四、结语

土地制度是基础性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深受其土地制度影响。

曹锦清教授到印度考察时，发现印度专家在思考印度发展战略时常常以中国为背景，印度学界存在的一个共识是，中印两种完全的不同土地制度造成两国现代化道路差异。

我国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土地秩序重建，新中国后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彻底消灭土地私人占有形态，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有利于农民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属于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内容之一。

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过程中，在此紧要关头，政策设计者一定要保持清醒，要坚持土地制度改革的公有制底线，要坚持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结合全国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取消政府征地的改革主张暂时还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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