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同工业化路径和土地开发模式的影响，苏南地区的农民表现出与珠三角农民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

苏南地区的工业化起步于村办镇办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是劳动群众利用公有生产资料，共同投入劳动，采用按劳分配原则的经济组织形式。集体企业建设在集体公有土地上，土地增值收益转化为企业收益，由集体成员共享。

伴随着土地非农使用过程，农民也发生了职业转化，随着集体企业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企业吸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2000年以后，苏南地区一些工业化程度高的村庄，集体实施口粮田置换，集体向农民返租土地，然后集中向外发包，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苏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是农民脱离土地的过程。

集体企业改制之后，苏南地区进入第二轮工业化阶段。在大规模的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背景下，进驻企业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些之前在集体企业中积累生产技能的苏南农民，迅速进入到园区就业，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部分农民还变成企业技术骨干和中层管理人员。

规划整齐的苏州工业园区

苏南地区的农民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和优良的职业精神。当地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园区企业就业，他们在就业之前一般会专门学习职业技能，就业后严格遵守企业管理制度，并有清晰的个人职业规划意识。当地的中老年人也十分勤劳，从企业退休之后，六七十岁的农民继续从事保洁、保安、企业后勤等方面的非正规就业。

就业方式转变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农民迈向城镇化的基本标志。苏南农民在集体企业主导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完成身份转变，积累人力资本，奠定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优势，为第二阶段的工业化做好了准备。

对比来看，珠三角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从土地上获得收益，他们长期脱离劳动生产，人力资本弱化。苏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构成鲜明差异。

浙江地区的工业化由民营经济主导，浙江农民兴办企业，开拓全国甚至全球市场，形成浓厚的商业文化，培育出企业家精神。

调查宁波地区的一个村庄，该村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曾经兴办过家庭作坊或是企业，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生长一批、成功一批、淘汰一批，最终留下最有竞争力的一部分人。与珠三角农民收租和苏南农民进企业不同，浙江农民向市场要利润。

“一镇一品”的产业发展形态及其内部生产分工，为当地农民提供各种市场经营机会。浙江地区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首先是考虑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与家族企业活动，一部分人自己办企业、开店铺、承包工程或是到外省从事经销活动。只有那些能力一般的人，才会考虑到企业谋求一份稳定的就业。

浙江的民营经济中涌现了一批知名企业家

竞争激发活力，竞争产生效率，参与这一过程的浙江农民具有高度竞争意识。这种民营经济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在村庄内部催生出明显的分层格局。当地村庄中产生了少数资产千万或过亿的企业家，也生活着中小企业主、承包商、经销商等中层群体，还生活着老弱病残等下层群体。

与当地农民的阶层分化格局对应，浙江地区的城镇化也表现出鲜明的阶层分化形态，浙江地区的上层农民通常选择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买房定居，中层农民一般选择在县市生活，部分中层和下层农民则留在村庄中生活。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晚，土地开发程度低，本地就业机会少，中西部地区农民自2000年以后大规模涌入东部地区就业。这些外出就业的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未来预期是返回家乡，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外来务工的收入积累起来，将来回到家乡的县城或是乡镇购房房屋，实现在家乡的就地城镇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本质是资本、劳动和土地三大要素的集合，不同地区农民在这一集合过程扮演不同角色。

珠三角地区的农民，牢牢地控制着土地权利，为企业提供土地，获得地租收入。苏南农民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工业化进程。浙江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承担市场风险，也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市场利润。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则流入到东部的先发工业化地区，成为“中国制造”所需的庞大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