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发展阶段，能否获得土地，是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少数农民地从村庄集体获得土地，突破家庭作坊，向正规企业转变，最终做大做强。大多数农民依然处在依靠自家住宅从事经营活动的阶段。

这种民营经济发展方式，致使当地农民在集体土地的争夺上相当激烈。宅基地管理和分配是浙江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焦点。浙江地区部分村庄内部的宅基地占有状况十分不均，农民在村庄中的经济分层，与其占有宅基地面积大小高度相关。

珠三角、苏南和浙江地区都属于我国东部沿海先发工业化地区，其土地开发模式呈现差异化特征。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启动的。近年来东部地区实施产业升级，一些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

广大中西部农村总体属于资本稀缺状态，工业化呈点状分布，一般集中在城市周边，不同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高度密集化的工业化形态。1998年以后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开始调整，政府对土地的管控越来越严，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发必须经过征地过程，企业向园区集中。

二、不同土地开发模式下的农民城镇化形态

以上呈现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几种典型的土地开发模式。受工业化路径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发在开发强度和开发方式上存在差异。通常是工业化程度越高，土地开发强度越大，土地增值空间越大。

土地开发还受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影响，1998年之前存在集体自主开发土地的制度空间，之后国家主导了土地开发过程，土地征收成为农地非农使用的常规方式。在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下，形成不同的农民与土地关系和差异化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这对农民的城镇化方式造成影响。

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高，政府对土地开发介入少，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在本地。以东莞市高埗镇为例，全镇数万亩的建设用地中被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不足2000亩，其余的土地开发收益由农民和集体获得。当地农民除了在宅基地上自建物业获得房租收入之外，还能够获得集体分红。

1993年左右，南海区（原南海县）首创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做法，将农民承包地收归到集体来集中建设开发，然后按照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社做法后来在珠三角地区普遍推开。

房租收入和集体分红在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东莞市一些镇村的农民在土地上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收入，占到他们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很多村庄将土地租金和厂房出租收入拿来分红，一些村庄集体的分红每年每股超过一万元，超过中西部大多数农村的人均年收入。

对于可以靠收租获得高额收入的村民，一切工作本质上都是“副业”

由于政府很少征地，在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城区地带保留大量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农民从土地上的获益更大。

从空间外观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已经高度城镇化，早已脱离农业生产，村庄被城市和工业园区包围。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基层政府大力推行村改居改革，推动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

调查却发现，当地农民在思想观念和行为逻辑上，却与现代市民相距甚远。

珠三角当地农民与外地人最明显的差别体现在就业方面。本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最愿意从事的工作是参加本村的治安联防队。联防员属于集体提供的公益岗性质，每个村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工资参照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2000元左右。

这些本地年轻人认为当联防队员比进工厂工作轻松。调查也发现当地企业对本地年轻人的应聘就业持消极态度，认为本地年轻人闲散、不能吃苦，不适合到工厂上班。这些年轻人逐步丧失了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外，当地人对下一代的教育也不重视。当地某城中村的集体资产数十亿元，每年给村民分红数万元，甚至有村民认为教育是留给穷人的机会。

珠三角地区的集体开发土地模式，为当地农民带来巨额利益。当地人在不付出任何劳动和承担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单凭本地人身份就可获得巨大收益，他们从改革开放前的勤劳农民变成了今天的“食利者”。对土地、房租和分红高度依赖的珠三角农民的思想观念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进步。

城镇化本质是迈向现代化。人的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城脱离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变成一个现代人。在这个意义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距离现代化很远，珠三角的土地开发模式具有反城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