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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中，有一个可以从侧面判断其对中国学术的关心度的例证，这就是学术刊物所允许使用的其他刊物缩略号(简称)，如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以简称 JAOS，《支那学》(Shinagaku)可以简称 SG，被允许用缩略号，意味着它已经司空见惯，常常被引用则表明它在学界中人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开列出来的 46份这类杂志中，日本占了12份，而中国大陆的只有4种，即《考古》、《历史研究》、《文史哲》和《文物》。

其中《历史研究》的官方身份自然确立了它的权威性，《文史哲》被列入其中，也许是因为它的历史，而《考古》与《文物》则是洋人无可奈何地需要我们提供的资料，从这份清单上也可以看出大陆学术界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角色，仿佛与经济特区中所谓加工区的地位相似，出口的大约都是“初级毛坯”，至于进一步的“精致论述”，大约洋人并不需要。

无疑，这是由“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决定的，在 20世纪学术世界中，民族与国家的地位常常与学术声望和说话声音大小密切相关。我曾经看到不少欧美中国学研究者竟然远到日本去留学，我在日本著名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都遇到过这些留学生，问到原因，当然主要的是因为有丰厚的奖学金。不过，把中国研究正宗算在日本的人也大大地有。一个研究中国禅宗的美国学者在日本访问，在东京的一个小酒店的榻榻米上他说了一句让我噎气的话“中国禅还是日本人研究得深入”。还有一个研究中国的大胡子欧洲人在京都见到我，我发现他的日本话要比中国话说得还好，他说“每年都到日本一次”，可是问到他是否到中国时，他也尴尬，“不多，去过一两次吧”，可他的专业却是中国思想史。于是，浮到我心头的一句话，就是陈寅恪当年的诗句：“群向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

日本奈良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认真检讨自己，用英文法文德文同步出版的学术杂志和学术论文很少，不像日本那样，自己想了方法出了钱，巴巴地翻译成洋文给他们看，还说这是“学术国际化”(当然“国际化”总是我们化过去，他们不化过来)，也没有用心地研究课题、方法与叙述语言有什么样的“通识”，总是怀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心理，甚至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中，至今还残留着“天下中央”的感觉，觉得在中国文史这一亩三分地里，似乎少了那个西洋农夫，也不会长不出庄稼来，反正自给自足。至今我这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中，还有很多人对外面精彩的世界一无所知，尽管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西洋人的中国研究已经很熟悉，尽管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要伸头了解西洋研究已经比较容易，可是确实是很多人仍在“画地为牢”，反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我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不想与洋人，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去争夺中国的解释权，解释总是解释，一个“中国”作为文本，怎么解释也都不过分，谁叫现在据说已经是确定性瓦解的“后现代”了呢？何况他们的解释有着他们特别的心情与背景。只是有些不服气的是，为什么那些号称讨论世界普遍性真理的理论家们，在他们讨论“世界”中的“中国”时，总是没有多少来自中国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在那里仿佛“中国”是一个缺席者，空出来的那个座位总是有异邦人在李代桃僵地对理论家们进行“中国的叙述”，而中国学者却总是心有不甘却满脸无奈地看着这只缺席的座位。

也许，一个原因是在学术界已经被西方话语笼罩的情况下，表述的语言也只能是西方的，衡量的标准也只能是西方的，不用西语便不成“世界”的学术，或者说想进入世界学术语境就要用西语书写，用中文写作的人总是拿不了诺贝尔奖，害得国人跌足了好久，后来听说实在不能用西语，用容易译为西语的中文也凑合，于是，要拿奖，就只能让作家先考 GRE。学术研究也差不多，自己失落了评判权力，就只好借助 SCI什么的当一把尺子，不用英文法文德文写作的文史学界，就只好看着西方那些未必高明的中国学家越俎代庖。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研究世界普遍真理，为什么理论家们不好好先学习汉语？或者说，为什么一个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中国人不可以发明？

【本文原标题为《缺席的中国》，原载于《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