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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批评这些理论家的论述，更不是在否定中国学家的研究。其实我一直很钦佩“异域的眼睛”，有时，即使是偏执中也有深刻，毕竟他们有不在此山中的优越处，所以我在一篇评论爱里亚德《世界宗教史》的评论中用了一个文学性的题目，叫“隔帘望月也是洞见”。不过，也让人感到忧虑的是，为什么西方人常常是“隔帘望月”，而西方关于全球普遍性理论的建构中，一说到中国，总有这么一些作为“洞见”的“偏见”？

最近，有人在批评《剑桥世界近代史》中的“世界”二字，“世界”由于缺少了中国甚至东亚而名不副实，那么，如果不缺少中国或东亚是否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世界”？其实也不尽然。

《东方学》中说的一个道理很对，就算是关于“世界”的叙述中包含了中国，但是，那“中国”也不是这“中国”，正如萨义德( Edward Said)所说的那样，它可能只是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被展览，在各种关于人类和宇宙的学术著作中被理论表述出来的一个想象的“中国”，而且关于这种“中国”的知识还是“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基础上的。

著者萨义德：“《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而域外的中国学家们也确实常常是用西方人的视角，在好奇地审视，用西方价值观念在选择与评价，用不自觉的西方背景在理解中国的。这些建构世界普遍性理论与历史的学者一旦借用他们的成就，就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想象的中国”，并把这个想象的中国加入他那个论述中的“世界”，或者在印证“中国”与“世界”(其实是西方)的一体性，或者在凸显“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性。当然无论是一体还是差异，在这种或浑融或对立的描述中，他叙述了涵盖东西方的整个“世界”。

不过常常遗憾地出现误读。因为域外的中国学家有深刻的洞见，也有不可理解的偏见，像《剑桥中国先秦史》，是集中了西方相当杰出的中国学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可是 David Shepherd Nivison所撰写的第十一章《古典哲学著作》中把中国学者通常认为伪书的《子华子》与杨朱并列，作为叙述公元前 4世纪思想的资料，不免让我感到诧异。

另一本杰出中国学家谢和耐所撰，已经被译成中文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在一连串的精彩论述之后，却在“总结性描述”的第七章中说到“ 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唐代的中国人在行为举止上更自由随意，而较少矜持拘谨”，这也让我不可理解，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是贵族、士大夫、城市市民，还是所有的中国人。至少这种结论和我所看到的文献记载相当不合，可是，倘若有一个正急于讨论“全球文明一体化进程”的理论家看到这一结论，他会不会因此写入什么“全球个性解放普遍性进程”之类的理论中呢？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记得张隆溪曾经以福科(Michel Foucault)的《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序文中所引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家言”为例，指出博氏自称出自《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表，居然能够成为福科用以表达对世界的深刻思考的象征，并用它来“瓦解我们(西方)自古以来对于同与异的区别”，想象的虚构成了福科的利器。

张隆溪，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北京大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现任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现在唯一健在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韦斯理大学杰出学人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  。

不过，这种郢书燕说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碰上的，常常出现的倒是上面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中国学家的“失之毫厘”导致了理论家们的“差之千里”，中国学家们偶然的一个疏忽，弄得没有能力检验每一个证据的理论家们仿佛秦二世遇到赵高指鹿为马，如果这个错误只是局部的证据倒也无妨，如果像福科那样犯上一个幸运的错误倒也罢了，不过，如果这个错误不幸成了判断“世界”的“普遍”的问题的基本依据，这个错误就仿佛南辕北辙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西方思想世界中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的整体判断中，“中国”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异数”，论全球政治格局也罢，论东西文化差异也罢，论现代后现代也罢，论意识形态冲突也罢，论民族国家与文明冲突也罢，哪一处也少不了想象的异邦“中国”，可是却很难见到真正的实存“中国”。

于是，仅仅靠中国学家们提供的所谓“中国形象”，有时恐怕就是透过西方人的蓝眼睛看到的，仿佛眼镜上蒙了一层蓝色透明纸看到的异域风情画，所谓“中国事情”，有时恐怕就是透过西方人的逻辑与价值的筛子过滤的异邦奇事录，这种场面我们已经经过《图兰朵》在太庙的演出看到过了，尽管有了一个天才的中国导演，尽管有了真正中国建筑的背景，尽管有了五彩缤纷的中国服饰，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一场在中国中心演出的，毕竟是一场异域之梦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