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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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凡是读到与中国有关的段落，总不免多看上几眼，当然，这是因为自己关心的面向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缘故，遇到西洋、东洋人的书中有讨论中国事情的，总是格外留意。吉登斯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到中国，想来是讨论全球问题与普遍理论的西方学者视野中，已经有了“中国”的存在，尽管他们常常是带着西方人的居高临下，或者是把中国作为映射自身的“他者”( the other)，不过西洋那些顶级理论中，中国不再是可有可无。不过，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却大吃一惊，突然让我起了一个疑问：“他们说的是中国吗？”或者真的是本书译校者王铭铭所说的，中国只是他们理论书写时的一个“想象的异邦”？

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中最具有历史社会学特色的一部作品。其理论思路源于《社会的构成》中有关社会转型的论点，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作者本人则宣称，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

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唐时期的中国，相对来说就不存在来自外部攻击的严重威胁，那时对老百姓的控制也是相当成功的。……社会秩序被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军队同土匪、盗贼、乞丐均居于社会的低层，士绅集团居于上层，其他等级依次为农民、工匠和商人。通常并不会给予军队首领以政治职位，而且为了防止部队及其指挥者之间的联合，还对他们进行轮番调动。

据注释，这里的依据除了张仲礼的《中国绅士》(The Chinese Gentry)之外，有艾伯哈特的《中国史》(A History of China)、费正清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这两位当然是权威，著作当然是名著，不过，如果翻译没有问题的话，吉登斯从这两部著作中得到的结论却是让我觉得不怎么对：首先，唐代并不是不存在外部的攻击和威胁，突厥、吐蕃、回鹘、云南轮番与唐王朝为敌，在唐王朝鼎盛的时期，尚且对四裔无可奈何，在安史大乱之后，外患更是令人忧心如焚，不要说相对处于弱势时的代、德宗时期，就是渐渐强盛的宪宗时代，也免不了异族的种种骚扰和进攻。

其次，且不说唐代的军人是否如此下贱还是值得考虑的，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差异，在唐代是否真的还像传统时代一样天经地义，这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可是，这些出自中国学家之手却又不是专门研究的中国学著作，并没有对当时社会阶层的异动有深入的考察。

再次，是谁说的唐代军队首领不能得到政治职位？难道唐代历史上的藩镇都是自封的么？所谓军队的互相调动究竟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了解，还是对唐代历史图景的想象？而皇帝的军事决策权究竟有多大，那个时候，各路藩镇无视王朝的权威，竞相比赛似地向中央挑战，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拥兵自重么？如果考虑到中晚唐的情况，大多数军队恰恰不能依从皇帝的旨意随意调动，而大多数地方军队的首领，恰恰应当说都拥有很高的政治职位。

吉登斯不懂中文，虽然他来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叙述，其实是借了另一些懂中文的西洋中国学家的叙述。在西方，很多由中国学家表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支持着各种各样关于“世界”的理论，只要这些理论家希望他们的论述是关于“世界”的，他们就只好凿壁偷光式地向中国学家挪借关于中国的知识。可是，他们一不留神就出了纰漏，这应当怪谁呢？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