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既有体系能否接纳一个不同政体？

崔珩：现有国际体系是否有可能接纳一个内部性质似乎很不一样的政体，比如推行一整套与现行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政体？现行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俗化的国际体系有可能接纳“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种“特殊”政权吗?

冯绍雷：我想起了两个学者所说的话。列维-施特劳斯有一次在对话中肯定了一个观点，他说“社会是与世界脱节的”。他在谈到“工业文明的去人性化”问题时强调，“未来的公正社会和人种学家所研究的社会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差别，甚至是对立”。在历经帝国霸凌和洗劫的复杂历史背景之下，当阿富汗的部族、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还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存在方式的时候，很难想象这里能够按照美国式的公民社会理论来被“构建”。

另外一位学者是胡适。1959年3月，胡适在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中，谈到了他与英国史学大家布尔的一次对话。胡适说，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布尔说，“我年纪越大，就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当时回忆道，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来，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他还特别强调，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也许，胡适先生对布尔的回忆，就是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今天，纷乱中的国际社会，除了对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应当学会对于不同治理方式的容忍。

视频截图来自凤凰卫视

（五）世界向何处去？

崔珩：中国领导人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一些思考。巴里·布赞教授也认为，世界正处于去中心化的深度多元主义阶段。未来世界大变局或者说全球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冯绍雷：大概是2016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瓦尔代论坛上，讨论中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问题，记得那次还请来了米尔斯海默，作了关于中、美、俄关系的大会发言。我曾有幸提问普京总统，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4年的维也纳体系、1945年的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您如何看待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呢？您又如何评价中、美、俄三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呢？

普京总统当时一边听我的发问，一边脸带微笑，也许是我的问题的确比较学术。他的回答则言简意赅，他说：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无论经济发展、还是高科技革命都日新月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根本就无法预言，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像是您所说的过去的国际秩序中的哪一种；但是，只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走向未来秩序的构建，所以中、美、俄相互关系。我认为一定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那样一种相互关系。

我觉得，普京的回答还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原则上，由单一中心来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渐地朝向观念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力量多极化的世界在演变。但是，这里还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转型，实际上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推动下，以制度、观念、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国际秩序、关键国家的体制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三者，在相互紧密关联中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上面所说的“单一中心”向“去单一中心化”的演变，是一个大体的方向，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会出现偏离。

三、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博弈

（一）阿富汗的“地理诅咒”

崔珩：让我们再回到阿富汗问题。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强调：在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时必须牢记，有些短期内对人类影响很大的事件，过后却无足轻重；而一些开始对人类影响甚微的事件，却在后来的历史中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近代以来，大英帝国、苏联、美国三个世界强权先后在阿富汗翻船，我们不禁联想有哪些“长时段”因素，作为“看不见的手”左右着阿富汗问题的走向？如何从地理和历史角度理解阿富汗对于俄罗斯（包括沙俄、苏联、后苏联的俄罗斯）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是否随时间有所变化？

冯绍雷：当代全球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时段”因素的重新显现。以千百年为计的文明、地理、气候等因素，都已经大幅度地直接介入国际政治。另一个方面，对那些带有周期性特征并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当然也值得高度关注。虽然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是为什么大英帝国、苏联、美帝国一再陷入“帝国的坟墓”？我认为，实际存在的、以及被想象中的地缘政治特征，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一，阿富汗处于南亚与中亚之间的枢纽地带，康多莉扎·赖斯早在2006年对美国国务院的原有机构进行改动，把南亚与中亚打造成一整片，正是考虑到已被美国占领的阿富汗的地理枢纽的特点，进一步威慑周边。

其二，阿富汗还牵动着中东局势，无论是地理上，还是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边缘地带，在近20年来中东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都不可低估。

张昕：地理位置等“长时段”因素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部分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和现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阿富汗的现代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种外部力量斗争的结果。阿富汗身处战略要冲，位于欧亚大陆东亚、中亚、南亚、波斯（乃至中东）几个板块的交叉点。

南亚诗人、哲学家阿拉马·伊克巴尔曾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讲阿富汗的诗，题为“亚洲的心脏”：“亚洲是个水土构成的躯体，而阿富汗就是这具躯体的心脏，躯体的毁灭在于心的毁灭。只要心安乐，整个躯体即会安乐。”恰恰是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在特定视角下阿富汗成为“无人之地”的历史宿命。

伊克巴尔这首诗体现的阿富汗地理重要性，很遗憾地成了现代阿富汗的“地理诅咒”。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时期，作为和帝国接壤的地理单位，阿富汗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被定格于“帝国的南缘”“温柔的腹部”。

对于俄罗斯而言，阿富汗一直有两层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经由中亚构成的安全价值，一是通过阿富汗向南进一步扩张的地理价值。传说中非常流行的彼得大帝当年设想的俄罗斯南下的三条路线，就包括了经由中亚、阿富汗到阿拉伯海获得温水港。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没有历史依据，但对苏联而言，阿富汗地理上的战略要冲地位毫无争议，也是更长远历史维度上、苏俄文化身份上中东穆斯林地区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是苏俄眼中“自己”与异域“东方世界”的交叉地带。

2013年前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曾联合主办过几次国际会议，针对的是当时（2014年）美国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背景，讨论美国全面撤军之后的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前景。其中一次会议的标题就是“中亚南亚战略交叉点”，其实具体指向的中心，也是阿富汗。

阿富汗周边国家示意图

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和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两次大的帝国斗争的结果，先是19世纪英帝国和沙俄帝国对于中亚和南亚争夺的所谓“大博弈”的一部分，再是冷战时期美苏阵营的斗争。但是关于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墓”的陈词滥调，忽视了阿富汗其实也一直是各种外部力量试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发展模式和国际主义愿景的实验场。

阿富汗的现代历史可以总结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或者说“不发展”）路径。部分地受地理和自然条件约束，阿富汗的原生资源无力支持本地政治精英对于本国边界内部的有效治理，无法实现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而必须转向依赖外部资源。于是，阿富汗精英们不断利用各种外国资源试图建立和维护阿富汗国家。然而一次又一次，各种外部力量的议程取代了阿富汗自己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而且几乎总是“分而治之”、有选择地支持阿富汗国内某些派别而打压另一些派别。阿富汗政治精英集团往往通过利用外部投入的资源，又在阿富汗内部不断复制不公平的结果，从而引发一轮接一轮的内部骚乱（比如，代表占据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的精英对于非普什图人少数派的剥夺）。

由此，阿富汗长期以来与各种外部力量主导的“国家构建”、甚至是更广大的“世界构建”项目联系在一起，成了各种外部力量可以投射各自认定的国家建设、发展模式和现代性规范的实验场。阿富汗也成了“国际社会”实际状况的一面镜子：当下的重建阿富汗不仅仅是帮助一个“失败国家”，其实也是帮助重建一个“国际社会”，因为现在的“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球层次上的“失败国家”。

按照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的理解，当下阿富汗“最大的机会是看到在过去20年，在过去40年或70年，阿富汗第一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愿在没有外国驻军和外部强制的情况下，阿富汗能够把握超越“地理诅咒”、开始迈上自主发展道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