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崔珩，《俄罗斯研究》杂志编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受访人：冯绍雷、张昕】

一、引言

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开始对阿富汗的行动，拉开了阿富汗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持续了近20年，跨越四任美国总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称之为“美国最长的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超过2000名美国士兵阵亡，财产损失接近2万亿美元，数十万阿富汗人丧生。2021年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和北约盟军将于“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全部撤出。2021年8月30日晚，拜登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存在已经结束。

阿富汗战争贯穿21世纪前20年，是我们观察世界变局的重要窗口。《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邀请冯绍雷教授、张昕副研究员就阿富汗问题和欧亚秩序构建进行对话，以飨读者。

二、阿富汗问题的世界含义

（一）喀布尔大撤退可否视为西方总体性的制度失效？

崔珩：2021年7月底驻阿美军匆忙撤离，上演了一幕“喀布尔大撤退”，此后阿富汗局势突变，8月15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8月19日塔利班宣布将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自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2021年撤出阿富汗，美国的失败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丢城失地，我们可否将“喀布尔大撤退”这一幕看作是西方总体性的制度失效？

冯绍雷：如果把阿富汗战争视为一个西方制度推广过程的话——虽然，阿富汗战争最初是出于反恐，但很快转换为在全球推广美国式的“优越制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甚至到战争末期，就仅仅是为了美国的“颜面”——那么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这种制度推广过程本身所起的功效。也即，能否为人类祛魅除恶？能否为人民提供稳定的福祉？能否带来区域与世界的安宁？能否带来一种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能否得到盟友与支持者的首肯？至少，除了最初阶段对于恐怖分子的打击，以及剪除本·拉登这一恐怖主义元凶之外，看不到这场战争有助于上述功能的实现。

此外，还需要看一下，作为西方制度推广过程的决策机制，多大程度上与“正义”有关。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写过一部题为《共和的危机》的文集，这是她平生最后一部著作。其中有一篇“政治的谎言”，专门检讨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在越战尚未终结的20世纪70年代初，阿伦特就曾非常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围绕着越战的决策体系。阿伦特认为，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及其智库人员——所谓的“问题解决专家”欺人而自欺。她说，“问题解决专家”从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骨牌理论）或意识形态出发，不惜通过制造事实来配合理论，来主导对越战的政策。她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谎言比现实更容易让人相信。

情况十分相似的阿富汗战争的决策过程，究竟是美国情报部门撒谎骗了整个决策部门？还是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误导了世界？抑或二者皆有？我认为是二者皆有。从这两方面来看，说这是西方制度的一次总体性失效，远不为过。

当地时间9月11日，阿富汗前政府的总统府升起塔利班旗帜。视频截图

（二）阿富汗战争的结束是否反映了西方的衰弱？

崔珩：阿富汗战争开始于21世纪初，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延续赢得冷战的强劲势头，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影响力，借以巩固西方的优势。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至今的20年间，我们见证了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吸引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趋势，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加暴露西方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我们站在全球的视野如何理解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其与西方“衰弱”有何关联？

冯绍雷：对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了，不意味着美国衰落了。也有学者认为，未必一定能说，美国霸权必定就衰落了，阿富汗撤军不过是一次杀向东方的战略大转移而已。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出版，全世界热议美国的衰落。当时，亨廷顿说了一句话：越是这个民族自己在讨论是否衰落，这个民族就不会真的衰落。当年的美国，吸取了越战教训，似乎“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认为可以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待“美国衰落”，或者“西方衰落”的问题。巴里·布赞认为，19世纪以来的全球转型过程有三个段落，法国大革命到1945年是殖民主义的西方中心的全球转型，1945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段是“西方全球性”的全球转型，而在此之后，则开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转型过程。

如果从西方或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物质空间的把持这一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的确是在收缩，包括其精神世界正在出现重大大裂痕，受到各方的挑战，也的确出现了很多“倒退”“衰朽”与“衰落”。但是，这里是否还蕴含着西方因此而完全丧失了调整战略、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这还值得讨论。

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一败涂地。直到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登台，实际上昭告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问世，延存至今。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包括越战及内部危机，美国一度似乎分崩离析，但先是中美苏关系大反转，然后是1979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起的私有化改革，掀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造就了美国又一波兴盛风光。今天不能忽略这些离开我们还不太远的历史。但是，即使西方还有调整的可能，那也是需要有一些关键条件的：第一，能否出现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规模改革；第二，以真诚的国际合作面对真正的敌人，比如，各类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足。目前，我看不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条件。

（三）从哪些理论视角来理解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崔珩：对于阿富汗政治局势的理解和判断，我们看到，在国家间层面，主要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的分析，国内层面主要是宗教、现代化等视角，我们可以从哪些理论视角来观察和理解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冯绍雷：当然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观察20年阿富汗战争这一独特现象。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或者自由主义的国际理论，虽然相互间各有专指，但实际上还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比如，尽管我不太喜欢米尔斯海默的一些具体结论，但他对世界进入“多极化”以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一定会联手并起着比自由主义更大的作用，深信不疑。阿富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又如宗教研究与现代性的问题，也是相互间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也许是最具有前现代性特点，而难与西方所提倡的现代、后现代的世俗文化相融合的。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现代性”这一范畴本身？尽管欧美现代化程度最为发达和充分，但是现代性是否意味着仅仅就是以欧美为楷模，而排除其他一切值得追求又能体现为当代社会理想的、不一定是欧美式的、而是多样化的文明禀赋？比如，伊斯兰教对于西方社会中穷奢极欲式的享乐主义的批判；比如，安全这一重大命题应该在“现代性”这一范畴中所占有的地位。这些都应该成为对于“非线性、广谱的现代性”的补充。现代性中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非常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只存在欧美所理解的民主与自由，更不意味着可以采用大规模暴力去强行推动这种“民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