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年，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也曾提出西方的衰落。但当时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但是，这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太一样。沃勒斯坦曾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忙着去提取冷战终结的历史意义，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的霸权走向终结。因为美国有一个特点是，始终需要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保全自身意识形态。所以，冷战终结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虽然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隐而不露，有时还回光返照，但实质性挑战是深刻存在的。

从实证角度来看，多少年来支撑西方发展进步的一些积极因素、关键因素开始逆转，出现自我瓦解的征兆。第一，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选举，如今选出的是一批自挖墙角的民粹人物当道。第二，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福山曾说，两党体制是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产物，而今信息时代自然会逐步解体。我曾当面请教他这个问题，他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而且今天看起来，欧洲各国的一些两党体制，确实变得面目全非。2012年我到美国访问，当时是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大家讨论，究竟美国的两党制还是否有意义？书店橱窗中摆满这类标题的书。

第三，言论自由是西方民主制的骄傲，但现在充斥着虚假信息、谎言。执政者居然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第四，西方体制的开放性，仅仅因为一个难民问题，几乎引发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后英国脱欧。去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公开承认西方的衰落；今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明白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而且证实，首要问题来自西方内部。

2月10日，德国柏林，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为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设定主题——“西方缺失”。 新华社记者 任珂 摄

同时，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为什么说“第二次”？因为这些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雄踞一方，目前还呈现的一种态势，不仅GDP或经济总量、资源、潜能，它们的推进还颇有章法。

比如中俄合作路径，首先是双边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1996年10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当时两国元首要签署的文件都已经谈好了，叫建设性伙伴关系；但是当叶利钦的专机快飞到北京上空时，突然，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员致电中方，说叶利钦在飞机上看了文件，认为原本中俄关系的定位不够，所以把原来的字划掉，亲笔写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但中方立刻积极呼应，双方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到2001年，中俄及中亚国家建立上合组织，这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前，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反恐的目标，观念很超前。接着就是金砖五国，金砖银行现任行长是印度人，他提出金砖银行大概能拿出一百亿美元支持各国抗疫。到2008年，就是G20，共同参与世界事务。

对于中俄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推动着中俄的接近。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俄两国同时感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及其中关系的复杂性，推动了两国的接近。

整个90年代，俄罗斯老百姓对美国的关系曾经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但是，到1999年科索沃危机，支持率一落千丈。就因为美国根本不理会俄罗斯对传统巴尔干盟友的关切，轰炸南斯拉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无辜受难，使得中俄身不由己地互相接近。此后的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包括欧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中俄也屡次共同协调立场。

要特别说明一点，西方走向衰落，新兴力量的第二次复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关于世界历史上的新旧交替，19世纪80、90年代美国GDP已经超过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金融实力也超过英国，美国一直忍到1945年二战结束，甚至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才真正确认自己的霸主地位。前后历时80年。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在争霸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先后对付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在二战打败德日法西斯这一强大敌人，冷战开始后又整垮与其平起平坐的苏联，到世纪末又一次撂倒追赶者日本。所以，美国作为霸主，所积累的对付后起挑战者的经验手段，我们必须关注。这也证明新旧交替是一个非常艰难漫长的过程。

说到这里，大家也要关注一些结构性的现象。世界秩序变化过程中，一方面，有新兴力量跟传统工业国家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也还受到许多结构特征的影响。

很以往很不一样的是，当今世界是受到多重网络和链接的制约，网络、经济、金融、信息非常复杂，使得过渡期曲折多变。这种权力结构，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

那么，新结构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得多极化结构受到制约，世界本身成了一个大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2019年底，中美、中欧、欧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都分别是6000亿美元上下的巨大规模，所以，特朗普想和中国脱钩谈何容易。

第二，新世纪以来，还有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比如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等，从地区层面来看，有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组合。这些三边关系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一方面互相均衡，另一方面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的5G合作意向，受到美国极大干扰跟施压；未来的英国、欧盟会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避免选边，这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态势。4月24号，由欧盟发起的关于联合抗疫的国际会议，没有邀请中国跟美国，表达出欧盟的自主意向；有人说这是抗疫态势之下，欧洲想走第三条道路。

但话说回来，欧盟看到美国极端政治力量越来越离谱时，也在调整；一年以前，欧盟把中国定位为全面的体制竞争者，措辞强硬，但现在特别是默克尔总理积极调整，使得一年之前的强硬态度，逐渐转向更为寻求对话合作的态度。

这就是当前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也是除了中美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逐渐表达出来的态势，一方面中立不选边，另一方面美国做的太过分，就会向中国靠拢。所以中美博弈势必受到网络链接、或第三者的极大影响。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无法简单地单打独斗。

福山，“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月刊》3月30日

世界秩序过渡期的第三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争议十分活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90年代晚期出现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争议，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的威权与民主，世纪之交则有民主和平理论在西方本身的争议，伊拉克战争前后还有关于新帝国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大辩论，最近几年又有民粹主义的讨论等等。

这些争论，都不是纸上谈兵。近期新冠疫情正在出现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化的背后就是思想理论争议的支撑。所以，对思想理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绕不开的，尤其是民主与专制的争论。我们能用“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当今世界吗？经典的西方民主制度跟非西方国家探索实践中的民主，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我们非常频繁地看到欧美的舆论，习惯于将国际社会分成截然对立的民主跟专制，不分青红皂白，一捧一踩。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民主追求，同样有着深厚潜能，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说过，中国古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传统中的一个独特表达。

最近，还值得关注的是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他在一个采访中被问道：你曾在柏林墙倒塌后预言自由民主国家会取得胜利，能否解释一下为何它们现在面对病毒时，显得如此不堪？ 福山的回答是，我并不认为政权类型跟抗疫成效之间有什么关联性，也就是说民主或威权跟抗疫成效，没什么必然联系。

其实，福山只是继承了他的老师亨廷顿的看法，亨廷顿甚至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比较倾向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当记者追问福山：尽管对中国抗疫举措有各种疑虑，但是否给民主国家再次提供了一个真正取代性的模式？ 福山的回答中，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但是十分明确地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他的原话是：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可见，福山的思想在发生转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因为这跟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相关。这种理论强调唯有西方民主国家才会带来和平，并引经据典称这个说法来自康德。康德的确曾写过“永恒的和平”一文，但实际上大家看了原著就知道，康德最担心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中过度民主的暴政，他倾向于行政与立法不相分离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础。

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各国议会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才下定决心投入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英两个民主国家藐视联合国安理会，谎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起战争。这件事情至今还没说清楚，由谁来负责任。200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代表团访问上海，我曾就该问题当面请教知名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专家罗伯特·基欧汉。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说，民主和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

总之，“半秩序”之下的国际规范的缺失、组织的涣散，在突如其来的灾病面前一度穷于应对。但一旦人们对这场灾变有了一定认识，也能借助过渡期的新旧交替，动态易变，并且面临多重选择的这种机会，化险为夷，化敌为友，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