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危机，国际灾变影响下的世界秩序。灾难与流行病可谓是大敌无象，其凶险难测、突如其来，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先讲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暴发，波及整个西欧的这场大瘟疫，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甚至传到天气寒冷的北欧跟俄罗斯。中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也曾被严重甩锅，成为各种谣言和诽谤的对象，受到驱逐迫害。瘟疫不仅冲击了欧洲农业，也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改变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汉莎同盟的对外贸易。到14世纪末，欧洲经过黑死病后很快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所以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打下深深烙印。

差不多100年前的1918大流感与战后世界秩序安排有着直接关联。流行病学研究证明这种新型流感病毒于1918年初发源于美国卡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因为战争，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中立国西班牙公布了流感信息，结果很不幸的这个病毒被惯称为西班牙病毒。通过军队和战舰的长途运输，传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上海。据记载表明，患病者非常痛苦，剧烈咳嗽，甚至造成肋骨跟胸部肌肉撕裂。当时世界人口数量是现在的1/3，约5000万人丧生。甚至据流行病学记载，死者可能达到1亿，要知道一次大战阵亡将士不过2500万。

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图中为美国总统威尔逊 图自维基百科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病参加巴黎和会，体温高达39.4度，在跟各国元首谈判时已经神志不清，他甚至臆想自己的住处到处都是法国间谍。因为，法德是冤家对头，威尔逊比较谨慎，不太同意法国总统提出的以非常严苛的方式，来惩处战败国德国，要求德国赔偿并承担战争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尔后他既没有通知别人，也没有跟身边幕僚商量，突然放弃此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的煤矿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转交给法国，西普鲁士跟波茨南给了波兰，德国因此处于严重衰败分裂状态，对德国人刺激很大。此外，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要求、对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特权等要求都一一做了让步。巴黎和会这场帝国间的分赃，就这样在威尔逊朦朦胧胧的应对中告终。

实际上，到一战末期，各国疫情严重，不得不匆忙结束。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从未承认大流感的存在，但身处一旁观察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评论威尔逊的状态时表示，威尔逊的精神状态在会议中已经崩溃了。当时，有人说他身患中风，但威尔逊非常信任的助手格雷森，证实他得的是流感，而且，这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可见，1918年大流感直接促成凡尔赛体制，特别是对德国严厉的惩罚。该体制最终也没能维持和平多久，十几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爆发。

一场大流感，让人类文明差点灰飞烟灭，严肃的传记作家约翰·巴里在其名著《大流感》中写道，1918年的教训何在？不能让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去离间和分化整个社会，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扭曲是非，也不要试图去操纵任何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布于众。

到20世纪末，必须要提的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号，当时的苏联、现在乌克兰境内靠近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释放出来的辐射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我自己是在这场事故后大约三个月，到苏联去学习的，亲眼目睹这场灾难给苏联晚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带来巨大冲击。当时大家亲眼见证，美苏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几百倍毁灭人类，所以切尔诺贝利也是推动美苏和解、终结冷战的动因，而且主要来自苏联方面。核灾难中，暴露出了苏联体制的弊端，比如危机突发之时，当时切尔诺贝利本地连一个能准确反映核辐射量的仪器都找不到。

总之，规模巨大的灾变往往和其他社会变化共同直接、或间接推动世界秩序的变化。巨大的灾变所带来的危害，比如死亡人数，对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预谋所造成的伤害。

综合来看，第一，与历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转变相比，新冠危机是在世界秩序转型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之下发生的综合性、大规模的多重危机。过去的危机比较单一，从来没有如此多重的领域几乎同时爆发危机。所以，当前这次危机对于世界事务可能造成深刻影响，无论如何评价可能都不为过。

第二，近代以来，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出现了一个多元、多样、多级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是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这一点很重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内部多元化的初步体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包含着美、英、法、中、苏各大文明的多元共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G7向G20的转变，尽管没有终结冷战后美国称霸的局势，但凸现出了多元多极并进的强劲势头。在政治经济不平衡的规律之下，力量变化所触发的危机，几乎推动着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以不同程度走向多元化，而不是霸权化，当年如此，今后也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态势。

第三，人类文明的一项宝贵财富，就是每逢危机或秩序重组，都出现了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间的尖锐冲突，都是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大家都在检讨当下流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缺乏什么，缺的就是对国家尊严和威望的维护，缺的就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深入探讨。为什么维也纳体制能够大体维持欧洲“百年和平”？原因就是它能够关注上述这些问题。

第四，当下我们看重GDP，比较关注坚船利炮，看重数据化的综合国力对比，但对于观念性力量、思想力量、非常规事件、不可知的灾变在世界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像1968年学生运动所体现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思，曾深刻影响之后的世界变化；再看像新保守主义是如何利用911来推动全球扩张，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才刚刚掀起大幕一角，远待进一步探讨。

特朗普将讲稿中的“新冠病毒”改成“中国病毒” 图自联合早报

二、当下国际社会特点

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今所处的国际社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处于世界秩序的过渡期。和平的世界秩序演变不同于战争时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和平时期的较量一点都不逊色，科技、金融、网络、贸易、信息、法律，每个领域的竞争都是惊心动魄，包括动用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恐怖袭击等非常规方式。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借助霸权，长臂施压或制裁或勒索。前段时期，特朗普和蓬佩奥赤膊上阵，借口追查病毒，轮番讨伐中国。这是非常极端、非常典型的霸凌。当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我听说伦敦已经有人算出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损失，中国欠欧盟3.7万亿欧元或美元，这个数字接近于中国整个外汇储备，包括所买下的美国国债；甚至有人主张，如果中国不支付这笔赔款，将扣押中国境外资产，听到这类言辞，我简直连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说明转型期内国际社会的既有体制还在，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但同时这些现存秩序正在遭受严重损害，甚至霸权横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我觉得这是冷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来，由三个方面的基本趋势逐渐演变而成的。

第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其中包含三个要素，国际治理、国内结构和外交战略，三者互为一体。

首先，国际治理。上世纪90年代初借助冷战胜利，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非常明显。我记得当时接待一批又一批美国代表团到中国上海访问，他们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当今世界秩序：当今世界秩序，就像一个同心圆，圆心当然是美国；再画个圈，就是他的盟友；然后外面再画个圈，就是所谓的一般伙伴关系。但这种状况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治理结构从G7转向G20，这是重大变化。

其次，国内结构。冷战结束时，无论东方西方，大家普遍模仿欧美的国家建构方式，比较强调市民社会、多党体制、小政府大市场等模式，但随后逐步转向确立各国的自主性，寻求符合自己本国特点的治理模式。这里可以举例，差不多2003、2004年左右，中国跟俄罗斯是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都开始采取重要措施，加强对本国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比如2003年，中国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差不多同时，俄罗斯把最大的私人石油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

再次，外交战略，它本应当在国内与国外结构之间起衔接作用。外交战略的变化体现的是趋势性的变化，一方面从全球走向区域，另一方面从共处走向抗争。上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全球化推行华盛顿共识，同时，美国推行北约东扩，不可一世。但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出现变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美国跟中国、俄罗斯、欧洲都出现争议；几乎同时，各个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情况：欧盟从一体化提升为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中俄合作也以上合组织的成立宣告重大突破，所以，地区事务逐渐抬升。当然，也进入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总体和平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危机、乌克兰冲突、叙利亚战争，还有接连不断的颜色革命，南海之争、台海危机等等。

我们看到的所谓全球范式转型，首先，是内部结构，从学习西方转向新兴国家追求自主性，外交战略从合作主导走向合作竞争并存，而后世界秩序从G7到G20的变化，这是一个范式性的转型，从规则、行为方式到基本结构都有了根本性变化。

令人不安的是，范式变化当前正在失控。这与下面一个问题有关，即转型期的第二个特点，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折。这个方面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