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绍雷】

今天，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已成为热点。至少与两个方面密切联系，其一，历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更替，都与全局性危机有关。当前面临的是什么危机呢？全球流行病危机、能源危机、全球化危机、还是中美关系危机？其二，鉴于当前高度的动态性，对危机性的判定还要看另一个问题，即世界秩序本身处于何种状态。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处于上升或稳定期，那么危机再凶险，也无法撼动秩序；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已经风雨飘摇，那么危机会加速世界秩序变更。目前来看，很可能滑向后一种态势。

综合来看，当前遇到的是在世界秩序过渡期所发生的一场综合性的全面危机。

首先，百年未遇的大规模流行病触发世界经济断崖式下滑，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四次熔断；随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舆论围攻，大国关系出现对抗态势，全球化全面倒退，甚至不排除局势会进一步恶化。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情况，一是危机发生于世界秩序转型的、高度不确定的过渡期，二是这是一个多重领域同时爆发的综合性危机。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第一，历史上的危机和世界秩序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换句话说，危机是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更替？第二，当今国际秩序有什么特点，正在经受危机冲击的世界秩序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第三，今后的世界秩序何去何从？

一、危机下的世界秩序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危机跟世界秩序相互关联。国际危机多种多样，我们这里讨论的危机，一般是指影响全局、延续时间长、大规模的危机，而非局部的短暂的小规模危机。类似的危机可分成四类：

第一类，战争与革命，大规模战争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战争又经常与革命相互联系，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建立，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首先，17世纪初，欧洲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之间发生了一场极其残酷的30年战争。最终，于1648年确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宣告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开始。新体系的确立有什么含义？教廷不再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也即，国家内部事务不再由外来干预支配。这一原则，大体上延续至今。

近两个半世纪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及延续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这是欧洲近代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国际秩序。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一方面称帝制宪，另一面发动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当时的欧洲君主制国家，比如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不甘于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击败拿破仑。经过1814年的谈判，确立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为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组成的四国同盟，通过互相制约达到均势，维持欧洲领土不变，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当时主要是君主体制。同时，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

由于对战后事宜处理得当，未对战败国法国进行羞辱，保持其完整性，也未施加过于严苛的罚款，所以法国接受了维也纳体制。当时，战胜国俄国的专制君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巴黎时，居然受到虽然战败、但仍非常骄傲的巴黎市民跟官兵的欢迎。这一场景非常奇怪。因为即使一场大战刚过，但各国处理战后事务的分寸把握得比较好，再加上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的保障，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各得其所。维也纳体制维持了整整100年的欧洲和平。

与此相比，一战结束后，一方面战胜国对战败国处理严苛，德国不服。另一方面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制，也没有强有力的保障体制，来遏制列强纷争，所以没过多久大战重新爆发。作为对历史的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雅尔塔体系，第一，美、英、中、法、俄五大国组成安理会，成为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第二，联合国体制虽以大国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相呼应；第三，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即便如此，也并没有避免曾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雅尔塔体制是由战争直接推动建立的，所以，尽管有各种冲突，但总体上维持着和平与稳定。这是革命与战争直接推动下的世界秩序变更。

第二类是，国际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格局重组。战争之下，斯大林说，坦克开到哪里，就能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但是，经济金融危机不一样，它对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国际、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

比如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GDP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500万工人失业。由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曾广泛影响欧洲，所以，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使得欧洲经济也面临着严重威胁。到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让世界一分为三，苏联站住脚跟，凯恩斯强调的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新模式开始风行，同时法西斯主义崛起，直接为走向二战做了铺垫。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国家破产，接受IMF救助。图自法新社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20世纪末，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还要加上俄罗斯。尽管危机发生在新兴国家，但具有全局性影响。冷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方面对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资金雄厚。另一方面IMF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当国际油价遭到国际游资严重冲击时，IMF要求各国继续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使得东亚、俄罗斯受到沉重打击，东亚地区雪崩式地降低汇率以求自保，唯有中国坚持不动，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同时力挺香港顶住了国际游资的打击，当时中国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信任和称赞。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俄两国转向告别华盛顿共识，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同时，逐步走向加强自主发展与创新。事实上，中国原本打算加快开放汇率制度，但这场危机之后，逐渐转向稳健。俄罗斯也开始转向由政府主导经济。

接下来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公司纷纷倒闭，全球爆发严重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各地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剧增。

彼时出现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当时各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萨科齐总统、胡锦涛总书记等先后进行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的G7集团之外再建立G20集团，在新兴国家跟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建立国际协调机制，这是一个关键性举措。

但是，今天在灾难面前，国际协商领导机制失去了效力。3月底，联合国秘书长曾要求G20领导发表共同抗疫声明，中国的要求是写入发挥WHO作用，但美国坚决不同意这一条款，最终这份联合声明流产。

总之，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通常经由国际国内的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重组国际力量格局，调整世界秩序。虽然跟战争形成的结果不一样，但危机之后世界秩序的变化，同样相当深刻。

第三种危机，我称之为“反体制力量”所引发的危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出现于东西方的反体制力量形式不同、目标不一，其中有社会抗议运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等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国际国内的现行体制。

先谈谈1968年学生运动，这是一场遍及欧美各大学校园的轰轰烈烈自发形成的反体制运动。在国内，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国际，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反对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还真的带来国际缓和局面。1968年运动鲜明地指出，欧美国家机器及其意识形态衰落，直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合理性。学生青年们当时说得很明白，我们大学里面学的那些理论，貌似价值中立，貌似科学，但实际上都被用来维护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运动口号是终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1968年运动还体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也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开始走向对现存结构进行各方面解构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这个变化非常之大。运动还导致欧洲共产主义从此衰落，为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保守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总结这些思想历史的，已经不是年轻人，而是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家。虽然1968年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推翻西方制度，但按照左翼人士沃勒斯坦的观点，这甚至是比1989年至1991年的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更重大的历史转折，因为，它体现了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图自法新社

再往后推几十年，到本世纪初的911事件，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本土首次受到外敌袭击，当时，也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的确，以“911”为契机，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新保守主义认为，首先要先发制人，维护美国安全利益；其次，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体制，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战略大行其事。最近，曾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罗·本茨有一个反思，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911”让美国犯了一个错误，手伸得太长，从而加速了超级大国的衰落。

不过，“911”还有另一面，因为“911”是美国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所以还一度出现中、美、俄和其他国家联合反恐的短暂合作。我记得，“911”那天，正好从莫斯科出差回国，当天，送我去机场的是一位莫斯科国营大化工企业退休的总工程师、知识分子，我问他怎么看待刚刚发生的这件事。他一边开车一边毫不犹豫地说，非常明白，这是反人类的恐怖主义罪行！当天，大批莫斯科市民手捧着鲜花，自发到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吊唁。在各国官方尚未公布自己的正式立场之前，莫斯科平民老百姓的表现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给后人也留下了一个启示：危机之下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大国依然可以紧密合作。

世纪之交以来，遍及各地的社会抗议运动接连不断，一方面2000年以来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等等，西方各国反体制抗议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在新兴国家中，自科索沃危机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之后，趁着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内严重腐败、贫富差距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西方推动所谓“颜色革命”，连续组织街头抗议，接连引发政权更替，一度甚嚣尘上。

近年来，西方出版界出版了一些关于颜色革命的研究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用各种秘密或公开手段，比如组织街头暴动、传播网络谣言、制作标语口号、卡通片甚至如何印制带有标记的T恤，建立所谓“革命学院”，专门培训灌输反对派骨干在新兴国家策动颜色革命，令人触目惊心。

总之，反体制力量不同于战争与革命，也不同于金融经济危机，而是以超越国界、以非常规性的、以意识形态批判或现代信息传播方式，自下而上，动员民众走向社会抗议，或以暴力恐怖方式挑战现行体制，影响世界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