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新技术因素将为国际政治权力运行增添变数。

新技术因素对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跨越主权的技术巨头不仅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次主权的结构和行为主体被加速赋能，正如新保守主义所预言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统治模式会相互纠缠，一方面会破坏原有的相处方式和统治秩序，但是又会强化某种全新的全球宪兵的新结构。

“共济会”在过去可能是一个传说，未来会可能会一点点演化成一个个国际行动，且由于借助新兴技术带来的低成本的组织化，会形成某种“自我崇高”，又进一步发展成主动的行为，并强化更为保守的政治价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兴的技术应用在带来潜在治理风险的同时，对于民主发展也蕴含着一些契机。例如新兴的命名数据网络NDN（Named Data Networking）的兴起，将克服传统内容分发网络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模式的限制,将使网络内容分发民主化，这一技术的核心思想是摒弃传统网络将内容位置数字化的寻址方式(例如IP地址)，采用内容名字来代替地址，使得传输与位置无关，命名数据成为了网络的主体，而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就可以验证内容准确性。显然，这样的技术发展在选举、传播等领域如果运用得当，可能会优化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

Bill Bishop2008年出版的《大洗牌》(The Big Sort)就指出美国民众在政治极化的氛围之下，政治立场相近的人们不断选择互相抱团并疏远立场相异的人群。

这样一种变化给美国选举中所使用的策略带来了变化和冲击。

未来展望

如果说技术巨头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社会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级事件，那么新技术环境下的国家治理与变革则是政治领域最富有挑战性、也最具观察价值的事件。新技术的发展，将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普通民众等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带来国家治理的对象、任务和环境的崭新变化。

从新技术企业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来看，拥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主体的参与不仅具有防范公共卫生危机的功能，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技术主体将会伴随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治理任务的革新——尤其是当政府遭遇一系列同其自身能力不相对等的重大治理危机——从而更广泛地参与到各项政府管理职能和公共治理的任务之中。

然而，新技术的使用以及以技术巨头为代表的“超级权力体”的出现，同传统的党团、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传统政治主体的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所有重大技术出现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往往会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

新技术环境下，国家权力的巩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对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具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在新技术时代，国家机构同技术巨头的合作协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需要一个广泛的利益和风险的分享机制，需要更多元化的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稳定期”，这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协同对象就是影响巨大的技术巨头。

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正在进入一个国家利维坦同技术巨头协作并存的时代。在面临不确定性考验时，国家要透过有效吸纳新技术因素和团结新技术力量增强国家能力，合作解决治理问题，一道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

通过近两年国内外时常发生的同技术企业有关的新闻事件和一系列经验，也使我们意识到，技术巨头已经在许多重要方面区别甚至超越了传统的资本巨头和部分传统政治主体，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和超级权能。

如何有效驾驭这些垄断了技术、资本和权力的技术帝国和科技“怪兽”，如何建立新技术企业同政府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在开展高效协同的公共治理的同时，能够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引导其在扩大经济规模与市场影响力的同时，使其始终尊重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大众所珍视的美好价值，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