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创造性破坏”与失业问题或将上升。

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技术应用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变局和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创造了崭新的经济形态与增长模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问题，即密集的创新竞争可能破坏原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释放新型管治风险。

2003年非典时的人员隔离使电子商务趁机崛起，并在后续十几年里极大地改变消费者生活习惯，间接带动了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乃至团购、外卖等一众行业的壮大，极大重塑了经济运行环境和社会监管任务。此轮疫情爆发后，同样将对市场构成、大众消费结构和资产价格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技能和职业被取代的问题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和地区，此次疫情的发展将加速这个进程。最直接的推动来自于线下配送模式的需求与变革，即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带来的无人配送技术将加速发展，从而可能促使技术巨头及其相关产业进行大规模裁员，当前国内技术巨头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已经为无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础。

有关利益集团可能会以此次疫情为由，加强对国家进一步开放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技术和相关实验的游说，全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全自动机器。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技术公司和互联网经济技术研发的跟踪，及时对无人配送等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及早做好产业规划、加强引导监督，推动技术企业把稳就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无人配送”

第五，颠覆科技加速变革将催生国家安全风险。

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机构具备了穿越“主权”和“组织”边界的能力，美国在监管领域的“长臂管辖”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清晰可见的超级大国的国家权力范本，与之相比较，国际技术巨头跨越主权边界的能力，无论是隐匿程度还是干预效能，都是非传统国家所能比拟。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以及技术巨头介入到关涉国家安全的各领域，会助力提升传统国家的统治技术，但是也要要注意，这是以合作意识为前提的。

如果技术巨头具备了颠覆某主权国家的意图，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万事俱备”的问题。技术巨头掌控的量子计算设备用以作为加密技术，但是本身也是一个超级解密工具，国家主权赖以维系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但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

在传统意义上，政治学多从政权颠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应更多从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当下，出现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极限的现象和事件，这背后最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互联网和新技术因素改变了政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赋予了更多主体挑战“组织”边界和参与“搅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松散的耦合型组织形态和新型政治空间，对于那些不具备自我防备能力的政治体系而言，在国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新技术的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外部技术企业的介入，往往会大幅度增加政治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从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针对市场和社会的开放系统建立必要的风险假设和预警能力，需要对单中心的理性化组织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现有治理体系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时增强同更广泛的新技术力量的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

颠覆科技的加速发展还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国家安全风险。在《技术与国家安全：维护美国边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这样一部新著中，讨论了四种新兴技术对于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生物技术、小型卫星、量子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以小型卫星为例，由全球技术巨头参与的商业卫星以及外太空间的民营化，不仅意味着大国在国家情报方面失去了主导优势，而且传统国家不再垄断地球表面详细图像，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巨头掌控的活跃航天器和轨道非活动物体进入外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