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鹏】

在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乃至于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新技术的拓展也已经让传统的政治权力运行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但是随着融合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技术巨头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随着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体验到新兴技术及其拥有者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政治和社会风险。

《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樊鹏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12-01。

第一，“头部垄断”与新型不平等问题将日趋呈现。

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近年来新技术企业发展与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头部固化”趋势，新技术公司大范围介入社会危机管理则有助于进一步助长这一趋势。全球互联网由谷歌、脸书等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带来了新型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鸿沟，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使互联网规模成倍增长，但头部垄断趋势没有改变，市场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对比国际情况，中国创新型技术企业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硬科技”驱动和爆发集中的特点，同时出现了上游垄断并且已经初具技术霸权的特点。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大技术巨头手中。根据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统计，有近50%的中国独角兽技术企业背后有腾讯、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资。

建立在高度技术垄断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可能发展成为相比较于传统的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阶段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是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同时结合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分布式汲取，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开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传统组织体系所难以企及的。

也正因为此，技术巨头不仅极为容易通过这种组织形态维护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同传统的政府与国家组织进行抗衡。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集体“拼图”，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事实上具备了腐蚀和威胁传统国家信用的能力。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资料图

技术企业维护市场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人工智能支撑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底层技术要素，分析、预测、识别类等算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舆论监督、社会事件分析、溯源与预测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后，几乎无法规避掉技术企业特殊的商业考量、价值偏好等底层逻辑。

当前，算法的应用似乎还不能很好地考虑社会伦理与算法的长期影响，在保护平台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是否可能打开技术运营的“算法黑箱”，如何减少算法在性别、民族、宗教、贫富等方面的歧视？

本书第七章魏南枝教授的研究通过对国际上社会领域的发展经验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模式可能政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会撕裂、政治割裂和社会不平等。

全球新技术巨头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貌似开放均衡的社群网络，但相当程度上正在使各国社会陷入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不同声音，因此越来越有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种趋向导致不仅这些社交媒体可以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占据主导的国家用于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发达经济体国家自身的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也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而自动推送其感兴趣的议题与产品等——其结果是，大量不同的声音因个人主动“选择”与人工智能而被动屏蔽了，实际上个人越来越因为其政治倾向、价值观点、兴趣爱好、种族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封闭甚至排外的社群网络之中。

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和冲突容易被社群网络扩大化和极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协商越来越困难，信息技术发展原本设想的扩大言论自由变成了“信息社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