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针对技术巨头的垄断监管将成世界性难题。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联，但是就信息和数据的占有使用而言，并非趋于扁平化和公平化，数据拥有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社会鸿沟，这也是一个全球创新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难题。原有理论假设科技创新会带来更多去中心化的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却呈现更多加速垄断的特征。

眼下的互联网经济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头部固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由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再也没有出现足以撼动这一头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让互联网规模成倍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也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以“硬科技”驱动为特点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爆发集中特点，但是技术企业的上游垄断并且形成强大的技术霸权的特点也愈加明晰。

新兴技术巨头的崛起，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资本的力量，既有重合之处，又存在质的差异。正如资本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的地位类似，技术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载体。资本可以驾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颠覆科技可以驾驭包括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几乎一切，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无可逃遁，对此，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叠加发展正在提供更多证明。

显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为恶。全球范围内大量技术巨头或因商业目的窃取公民隐私数据，或为参与政治竞争扭曲民意，甚至为政治目而煽动谣言、散布仇恨或为暴力激进行动，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术企业巨头的权力深植于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掌握海量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此次疫情为契机，国内新技术企业巨头将更全面掌控全国性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人口结构等数据信息，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加速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意味着完全中心化的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在促进政府治理转习惯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弱化政府原有的政策统筹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公民隐私信息和公共数据也可能遭受大规模泄露或变成市场交易物品。大数据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中出现的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数据的占有意味着信息垄断的权力，会产生诸如技术门槛和信息壁垒等问题。因此，维护信息安全、规避治理技术风险也是新技术环境下改善国家治理与公共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公民数据隐私和公共数据保护的立法改革与监管改革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刷脸支付”

根据本书第一章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数据本身就蕴含着广泛的暴力功能。本书第八章李立敏博士的文章提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组织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依据自身资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样态。

在新技术时代，当数据网络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后，暴力的组织要素、控制模式、沟通机制和后勤体系都发生了数据化转型，“数据暴力”作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暴力样态顺势而生。它将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双重维度，对经典现代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唯有对数据暴力这一新暴力形态的基础结构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理解，才能在下一步理顺其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关系，最终找到将之驯服的有效路径。

对此，国家如何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深刻变革施加必要的干预和影响，如何通过立法手段和行政规制，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公共数据，如何加强公共数据的依法有序共享，如何尽快确立数据开发的使用标准，为公共数据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等，将构成监管体制改革的急迫任务。

第三，新技术应用将衍生巨大的社会复杂性问题。

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还成为塑造当代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动因和“催化剂”，一个典型的体现是，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复杂性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新技术支撑的便捷交通、快递、送餐、家政甚至性产业等高度发达的服务的同时，要注意到技术在加速削弱人们对家庭和传统组织形态的依赖，甚至加速其解体。

当下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其产生根源以及处理这些复杂性问题的主要路径和工具，同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社区和家庭的必然联系正在受到极大削弱。新技术环境下，更多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被赋能，因互联网因素催生的组织化形态，使传统的组织边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风险呈现出联动的态势，进而将对现有的社会管治结构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战，甚至许多问题挑战现有制度的极限。然而，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复杂性问题，尤是面临一些新兴的社会风险，传统的政府和管治机构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处理问题，缺乏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研究。

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往往仍然因循旧有思维，过度依赖家庭、社区等传统的最小社会“稳定器”，考虑到今天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源头并不是产生于家庭和社区，而是同包括新技术巨头在内的新型主体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寻找更多、更新的社会“稳定器”的入口，对于回应和解决社会复杂性问题可能更为关键。

另一方面，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临各类新型的风险，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开展协商、互动的清晰的政治主体和交易对象。

新技术应用对社会结构的催化功能还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的助力与推动，成为影响包括全球各地激进运动在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本书的第四章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本章提出，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

这是由于，新技术应用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能：深刻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实现观念的聚集、组织目标的塑造和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

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当一个拥有科技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创建网络空间后，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和社会动员的“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

未来基于“命名数据网络”(NDN)的区块链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将会颠覆现有互联网基于TCP/IP的基础架构，不仅使得任何点对点的“无限网格网络”的构建更容易，内容传播也将呈现无人拥有、无需反馈的广播云端模式，从而推动新一代互联网世界更进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会空间创造者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