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大格局上的变化，中国现在有16个城市超过1000万人口，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副省级城市。

比如说像佛山，不是副省级城市，但是它的体量、规模、要治理的对象，相对于济南、银川这些地方，已经远超过一般副省级城市了。

这些城市的行政体系还是原来的，给地方政府极大的压力，它们就被倒逼着进行各种改革。我前段时间去苏州考察，苏州就不是副省级城市，但是发展速度很快，苏州搞工业园区，GDP增速各方面都很大。

当时，我跟苏州一个人力资源部门的局长吃晚饭，他跟我讲：“我们苏州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地位比其他副省级城市低，逼着我们要干出成绩来。”

80年代以来，苏州的经济增长率是有目共睹的。到2018年，苏州在16个全国GDP万亿俱乐部中，总量是大幅高过南京的，是中国第六大经济城市。

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苏州副处级干部的配备比重跟南京比差很多，但是现在苏州的发展，坦白地讲，比南京的发展速度快。

当然，这两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上苏州人口结构变化、缺乏充足的大学人才基础和小型企业创新环境较差等因素，苏州一直受到质疑，似乎是繁华落尽，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情况比较糟糕。但苏州后来强劲反弹，今年上半年苏州经济增速依然挺进30座重点城市前十名，中国六大经济城市中，苏州增速与重庆并列第一。尤其是生物医药制造、人工智能、高新技术制造发展很快，这个变化有点类似于全国的形势。工业基础和工业实力是干出来的，不是评价出来的。

苏州工业园区（资料图）

深圳也是这样倒逼自己改革。比如说在编制方面，深圳没有能力增加编制，怎么办？逼着政府实行小政府，在小政府环境下，充分调动市场、社会，这就是深圳很厉害的一点。我前几年去深圳调研，看到深圳还搞雇员制改革。深圳是全国最早实行大部制改革的地区，而且它的政府非常有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政府的有限和有为充分结合。

但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不是所有地方、所有政府，都能像苏州、深圳这样有拼搏精神的。总是要从制度上考虑，怎么样给地方更大激励。

在行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机制上（我们不把它称为政治体制），我觉得要有调整。过去上面管编制的总体规模不给增加，而地方人口已经扩张了两倍，这种情况下，自己受了罪自己清楚。

另外，在管编制规模的情况下，还不让地方灵活自主地调整，这一点也有问题。比如，深圳要重点搞科技，那科技局能不能增加编制？这里都没有农村了，为什么还要有农业局？

上面说不行，上下一般粗，省里有农业，中央有农业，你就要有农业。将来不能这样。编制体制不能随便放开，中央要控制，但具体也要灵活使用编制资源。

最后还要意识到，高质量发展，不光是处理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中国这个阶段，一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充分工业化。管理这里的方式，跟管理内地完全不一样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根据古典的现代化理论，城镇化率低的地方很稳定，城镇化率很高，超过66% 、70% 像欧洲那样的地方，也问题不大。最怕的是半吊子，不穷又不富的，转轨期、爬坡期、转型期很吓人。从45%到65%中间是很危险的，会有各种复杂的矛盾产生。过去的生产型激励会转化为分配型激励，但随着经济总量增速下来，城市的发展没有那么多增量了，分配问题会表现得更突出。所以这个阶段，会有大量的地区，要求民主、要求选举、要求司法性的解决，冲突被强化了，这也是中国要面临的问题。

在工业化转型时期，较高阶段的工业化地区还面临着小康特征的治理需求，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有高要求。所以，“十九大”也提出来：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变成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变成治理改革的目标。

而这个需求大家知道，不光是物质的，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需求。而且这个需求在日益增长，并且在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有一定的冲突。

比如环境。我们可能还要发展工业，但是有的人就认为我们应该去工业化，我们应该有青山绿水，应该白云朵朵，这就会影响到发展稳定性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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