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理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和高质量的城镇化，首先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最核心的。

在这个前提下，要具备高效能治理，要有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的国家治理治理方式支撑，来充分体现“以人为核心”。

从政治学、公共行政和改革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建立这样一个比较均等化、高质量的城镇化，或者说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城镇化，有几个领域的改革是必须要做的。

第一个，要释放制度红利，建立更加稳定的城镇化。原来的城镇化是推动非城镇居民进城、务工、定居，新型的城镇化应该更多以人民为核心，也是总书记所讲的，要在各个方面建立一套制度，既能够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又能够确保长期稳定居住。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户籍，起支撑作用的是一系列政策和社会保障。“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注定是新发展阶段的大手笔。所以，最起码，要在户籍制度方面有所改革，促进长期稳定在城镇定居、生活。在这个前提下激发更好地就业、发展、消费。

蔡昉团队的研究揭示，即使不提高工资，给非户籍人口户籍，其消费增长率也能够多出来27%。因为没有户籍，人要承担更多稳定居住的成本、壁垒或风险，当然成本高了就不敢消费。在内循环背景下，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将难以被激发。我觉得这个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通过这种改革，能够稳定劳动力供给，刺激消费。

但是也有人提出来，有了户籍也白搭，一些人在城市没有消费能力，无法支撑城市的房价和消费选项，无法支撑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就这一点而言注定了城镇化总有限度，不是城镇化率越高越好，摊子铺的越大越好。但是，我们总还是要把需要做的做了。

五中全会在十四五规划中是有考虑的。政策层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住房和教育，针对刚才提到的涉及总人口17%的约3亿多人口的非户籍城镇居住人口，中央在规划建议中提出了“长租房”政策，以此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同时通过相关政策，提供更多方案解决新毕业大学生进城后的住房问题。

又比如，五中全会建议还提出鼓励生育、降低“三育”成本的一些理念和安排。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虽然是被作为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政策提出来的，但是对于支撑长期稳定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接下来，我们谈消除地区不均衡的问题。

以广东为例，广州问题不大，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广州市通过财政能力，不管个人有没有户籍，内部均等化已经调节到很高程度了。

但问题是，广东省内部地区间差别还是很大，无论人均GDP、消费能力，还是各方面保障，都是如此。在社科院，我从事过一个行政绩效评估的项目，让人触目惊心。用指标衡量，有的省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

众所周知，上海周边是古代的鱼米富庶之乡，也是现代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先进的板块。但在京津冀地区，首都周边却是“环北京贫困带”，人均GDP、各方面无法和北京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城市内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要采取一些策略。比如说，现在很多省都在做区域化平衡发展策略。

江苏启动比较早，方法是用一个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带动两三个相对落后的县，在一个尽量大的板块内，使产业布局、要素配置流动，降低差异性，从而实现公平公正。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消除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区域不均衡，不能只给地方做，必须中央出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