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樊鹏】

五中全会刚刚开完，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新发展阶段的问题。新发展阶段已经从过去“顺势而上”到了“顶风而上”的阶段，暗礁潜流增多，但主旋律依然是“上”。这一阶段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安全和质量。

但如何在政治和治理意义上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我觉得，有一个大家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支撑。

谈这些之前，我们要确立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我们人均GDP已经破万了，社科院有机构测算，“十四五”期间如果GDP翻一番，按照年增长平均增速4.73%计算，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万美元。

虽然这距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5000美元还差很多，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有的城市，比如深圳，人均GDP已经3万多了。前些日子，庆祝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召开，我们看到有关方面的数据披露，总体是这样。

在城镇化方面，我们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时是18%左右，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0.6%。应该说，城镇化决定着其他各方面的治理。我们的行政改革、社会治理、政治体制建设，都是围绕着城镇化这一基本盘、基本对象展开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存在着“不充分”和”不均衡“的问题。这一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了。

第一是不充分的问题。

今天城镇化率是60%多一点，但实际上要看它的内涵。第一阶段，前面30多年，农民进城是推动城镇化主要的动力之一。农民工进城务工、居住，他们带来的城镇化率主要是居住意义上的，十个人里边有六个多人在城镇居住。实际上，就这个方面而言，我们跟人均收入大概一致的国家比，并不是最高的。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城镇化率水平是66%，我们还差六个点。这只是就事论事地比较，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以他们为参照。

第二个是不均衡的问题。

我们的城镇化率，实际上算的只是居住人口。按照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说法，如果按照实际的户籍人口，我们今天的城镇化率只有4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距离现在的居住人口或常住人口意义上的城镇化率相差17个百分点，中间这17%基本是在城镇居住的务工人员和农民工，大约3亿多人口。

如果和一些发达国家国民待遇均等化意义上的较高水平城镇化比较，距离66%的目标还相差二十个点。对中国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这个落差，意味着城市居住人口的待遇差别，在医疗、社保、养老、子女入学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户籍人口的限制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比如说，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工作了，但孩子可能上到中学后就要返乡；有些是夫妻二人在城市工作，但孩子都在农村老家；有些是夫妻中一人在城市打工，在三四线城市买房了，但没户籍，各方面待遇都不如有城镇户口的居民。

这种差异还有很多体现，不仅表现在城市内部和非户籍人口的差别，也有城乡差异，不同群体、不同系统、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目前的情况，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