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很必要，因为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负总责的，所以重大的决定必须由它来做。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决定过程中，怎么样更好吸纳专业力量、专业意见，使得科学的专业力量可以在关键的决策环节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改善。

第二个就是在央地关系和政府层级间关系上，我觉得还有值得调整的地方。因为地方爆发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地方形成一盘棋。比如说我们要一位省委书记、一位市委书记，能够统合所有部门、所有力量。

但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改革比较强调集中统筹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导干预。这是由我们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我们现在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应对问题，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凡事我们要辩证统一地看，这样的安排有好处，但也造成了问题。也就是，地方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要同时对上负责，还要同时对地方负责。如果地方应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命令，他就要考虑这个命令，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他就容易配合衔接不起来。

我们在武汉疫情初期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建方舱医院的时候，很多拖拉机进不去，因为交通部门不放行。一开始，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因为中国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体制，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常态情况下怎么管理，以及非常态情况下，上面的权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让渡。比如说，《紧急状态法》启动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级的要求，而主要是围绕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来做事。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比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处理中心化决策和处理分布式管理、临机决策之间，中国体制的这种效能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我觉得如果再加一点的话，就是基层治理问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甚至在街道社区层面，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很多探索。目的实际上就是增强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创新基层的社会治理方式，让基层的能力能够得到盘活。

这次疫情总体上看，我们基层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我们的基层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法制资源不足，很多手段都是我们临机性选择的，它的法制依托不足。比如说，我要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个社区，怎么在法治轨道上管，而能够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权力？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次疫情来补齐短板。

我们基层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在武汉疫情最凶猛的时期，社区承担了巨量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专业化的力量配备。比如说这些发烧的病人到他这儿之后，怎么样很好地分流？他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让很多的医生下到基层。所以围绕重大风险的防范，强化基层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强一些基层的专业化配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必要的。

观察者网：最近，您在媒体发文提到，相对于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我国的治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地方在执行改革的时候，需要讲究条件、火候，“避免四面出击”。近期在基层调研中，您是否也看到过一些问题？

樊鹏：现在我们的治理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中央层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包括我们的修改宪法，这些都为我们国家治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基础。比如说国家机构改革，党政军群的横穿纵贯，就使得过去曾出现的治理体系中的短期化、碎片化现象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些也使得我们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资源能够比较好地围绕问题统合起来。例如，治理宗教问题，很多机构都可以更好地协调；市场监管方面，我们通过几个部门整合得到了很好的制度整合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自上而下的这种统筹推进改革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党的全面领导权、中央的谋篇布局能力、重大部署的落实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增强。应该说，适应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这些改革的措施以及我们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行，总体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但是即使这样，就像总书记在四中全会说明里边也提到说，我们的治理还是不完善的，还存在问题，我们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去改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现在治理上值得关注的一些现象。

我们现在的改革比较强调顶层设计跟统筹改革，这些都没问题，中央实际上是有一个总体设计，但是到地方，你还要根据地方的情况把这个方案要细化、具体化。根据我们的事情、政情、国情、地情来设计。但是现在地方有些改革，实际上不太讲究改革的条件，也不太管这个时机有没有到，资源是不是配套，就开始推行。

我自己观察有些改革步伐有点过快，有一些“四面出击”、“一味追求大而全”的情况在里边。这种情况就造成改革和治理很容易一刀切，因为上面布置要做，那我这件事情就要全面落实。有时候会不讲条件，不计成本。

这样的话，一些政策可能容易超出地方行政的承载能力，或者超出地方制度为落实政策所支付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现在因为比较多强调“整体推动”，这也带来一些单纯追求治理形式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全覆盖”、“网格化”容易造成对于治理需求多样性的忽略。

我们看到某些省份在推动优化乡村、村庄布局，推动农民城社区化改造的一些政策上，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种比较大而化之的政策，没有细分，没有深耕细作，结果带来的是一种比较低质量的全覆盖。

还有一点，就是在一些改革中间没有注意到治理的联动性。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实际上是“十个手指弹钢琴”。你不能说，你这件事比别人都重要，大家都得按照你这件事的规则来做。

实际上中国过去叫“九龙治水”。“九龙治水”原来都是外媒，或者是一些其他媒体评论我们制度劣势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九龙治水”，一定程度上是个优势。为什么？因为围绕重大的决策、治理的任务，大家都坐下来谈。同样一件事情，有很多部门负责，交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