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像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时候提出来的，大都市治理要用绣花针的精神，要用更包容的方式，实际上这反映的就是我们治理体系的变革，要能够反映社会组织变革的特点，要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比较崭新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高风险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考虑到它的这种要素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的特点，那么你就会意识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这种矛盾多重复杂叠加的一个阶段，而且它给予你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时间和空间的压力非常大。就像新冠疫情，就是一个例子，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引爆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危机。

因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是要素高度流动，高度关联。高度关联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一旦有一点风险，就有可能从一个局部蔓延到全体，甚至影响到整个体系运转。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对于治理来说，我们可能要更多地提升风险的预测、预警能力，要能够应对各种信息的不对称和各种指数级的复杂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越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社会运行的人力资源、物力信息都是分布式部署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东西都统在中央的大脑里，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分工越来越细，治理意义上的要素是在分布式的摊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危机一旦爆发的时候，就非常考验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有效调集这些分布的资源、力量。因为不是政府掌控一切，也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可以掌控一切，所以这就对于整个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危机的资源的调动能力、信息的整合能力、风险的预测监控能力要有非常强的掌控。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从制度因素考虑，您认为中国能成功战胜疫情的关键在哪里？从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樊鹏：先说第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现了一些混乱，这个是我们在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能看到的，我们也毋庸讳言。但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于说，在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混乱无序之后，很快进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讲有很多优势。比如我们从宏观上看，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哪些中央管，哪些地方管，这个应该说配合得很好，收放自如。因为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地方更有信息优势，该放权就得放权，但有些重要的事情，中央要做。

整个地方治理体系中间，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做法。比如说中央把关口前移，不只在北京坐镇指挥，国务院的协调小组，还有中央的决策机制都到了湖北武汉。这个时候就使得地方应对危机的这些机构、人力资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盘棋。

另外，我们这一次也比较大规模地把社会专业力量用上了，这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积累的社会力量。在98年抗洪救灾、过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灾中，我们都能看到，但这一次规模更大。

中国实际上是国家社会双轮驱动的一个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我们的技术群体、国内的新技术企业，像腾讯、百度这些企业，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还是物资的调配，甚至在对接国际资源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基层的社区管理，我们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讲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关键的变量，我觉得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机防控中的参与和干预。全国性防御战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疫情期间不仅要控制疫情，还有很多次生灾害要控制，你还要有生产，你不能不吃不喝，你还要有公共安全、物资的调动，各个方面，中央是少不了的。我们还要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央政府在关键的时候紧急调拨了10亿资金给武汉。另外在很多环节上调拨物资，包括动用军队来援助湖北，这都是中央政府在发挥关键角色。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人事布局和重要激励机制的调整，比如说针对前期的一些情况果断换班换成员，这都是中央通过它的人事组织制度进行果断的出手。又比如说高强度的科研攻关，医疗物资的全国统一调度和确保绿色通道物资，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各地会强化自保，甚至还出现了云南截留物资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全国怎么样打通一盘棋呢？所以，这些我就想着都是由中央出手解决的。

当然，疫情期间的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甚至还要对接国际上的一些需求，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处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值得检讨、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在信息的上报方面，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不够科学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孤岛的问题，我们的预警能力还值得提升，也就是中间的各种信息成本还比较高。这背后，我觉得蕴含的问题就是怎样更好地协调政治和专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