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立群  视频/崔英、杨润】

观察者网：新中国发展70多年至今，我们已经从解决温饱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均存在不均衡现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具体该从哪些方面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樊鹏：随着我们“十四五”规划（2021—2025）即将要完成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任务，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将要告一段落，我们接着就要进入到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新的征程。

中央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不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些标准，而是说我们国家，今天走到了一个阶段——不管是考虑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是考虑我们的城镇化水平，还是考虑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的实力和任务，都要考虑高质量发展。这既是现实情况的反映，也是我们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个很务实、很具体的任务。

确确实实正如你所说的，就是高质量发展，它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的跟进。因为在中国，大家知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跟我们整个的党的领导体制、国家治理体系是分不开的，二者是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它有很多自己的内涵，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会有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出来之后，会有一系列的结构性的特征，就会对你的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所以我们知道在今年的7月30号，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有哪些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城镇化水平已经更高了，我们已经从1980年的18.2%的城镇化率，达到2019年的60.60%。我们从总体上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城镇化的目标，但是如果你去细究的话，会发现我们的城镇化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有量的，也有质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城镇化率是总体上全国性的，但是它还存在很多不平衡性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瑷珲—腾冲线以西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远远没有完成城镇化的指标。我们如果要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的话，也基本上要达到大概70—75%左右。

而且，我们还存在一个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一方面，我们大部分的居民到了城市工作，但它是不是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城镇化呢？什么叫实质意义上的城镇化？就是你要有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体系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上海工作生活，大家都在上海这个城市空间里边，但是社会保障的水平层次还参差不齐。如果是同等国民待遇的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9年8月10日，在上海市长宁路，一名外卖员冒雨送餐。

那么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你就会发现下一步，这种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上还需要国家治理发挥它的效力。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保障方面，在促进区域之间的这种均等化方面，在进一步拉动高端要素聚集的这种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的公共服务，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提高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甚至应该说在就业、在社保、在户籍各个方面还需要进行很多系统的改革。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有非常高效能的治理能力。这个也是今年5月份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会见内蒙古代表团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说配合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有高效能治理，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那些重大规划、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我认为这是国家能力的第一个方面。

其他方面，我想可以简单说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城镇化水平，我们还需要什么？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要能够适应新的城镇化的水平下，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系统的一些特征。因为我们的城镇化率一方面很高，另一方面我们城市内部，它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结构、权力构成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单位就业人口比重非常高，大部分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能达到6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城市单位就业人口，已经只有13%点多，也就是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口越来越少，大部分人都流向了我们的企业、社会组织，其他的各种团体。

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要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来治理这些人，治理这些社会群体，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会显得相对滞后。适应崭新的城市管理、发展的这种特点，我们可能要适时调整治理的方式、工具。

你比如说上海是一个魔都，甚至可以和纽约、东京相媲美，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其他很多欠发达的地区。你想想这两种地区，你不可能用同样一种理念、同样一种方法、同样一种工具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