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目前已经有上海、济南、南宁、郑州、南京、成都、合肥等27个城市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有人担心放开地摊经济，是否会让多年以来市容市政的建设成果付诸东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樊鹏：应该不会，这取决于城市管理的思路和治理能力。对此，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比如在80年代，那个时期国家针对地摊经济就建立了相应的监管体制，只是比较粗放。当时焦乃积创作了一个小品，陈佩斯、朱时茂主演的，叫《烤羊肉串》。这个小品讲述了无照经营烤羊肉串的小摊主，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工商人员查执照的故事，很细腻地反映了当时基层社会的小个体工商户，游离在国家政策的空白地带做生意的情况。所以到了90年代后，就形成了一种放管结合的管理模式，但实际上是零和博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包括城市发展的模式，同地摊经济的本质属性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为我们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依赖出口导向，依靠地产、金融业发展带动城市崛起的，所以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市容市政建设、持续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食品）等方面着力很多。比如要建大商场，那就要清理地摊。

不同层次市场主体的冲突、地方发展目标、地方政府管理任务这一系列因素都和地摊经济这一微观市场主体的本质属性之间的相互冲突，上演了一系列碰撞、对抗，持续了二三十年。这也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内在矛盾、冲突。

而到了后期，对地摊经济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一方面，我们对地摊经济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地摊在长期无序管理的状况下，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不少城市选择严格监管、限制、取缔等方式来整治地摊经济。另一方面我们基于城市发展的目标，特殊的定位，也没有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考虑地摊经济的问题，更缺乏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实施管理。

现在，在总理的号召下，地摊经济重新复苏了。我们的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成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体现了一定的超前性。到五月底的时候，他们全市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而且市容和环境卫生秩序目前总体良好。所以，目前没有理由说放开地摊经济会对前期的市容市政整治造成极端伤害。

而且我觉得这对城市建设会有逆向推力，因为地摊经济实际上是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微观界面”。它是地方的整个治理体系，和基层社会对接的重要接触点。地方的管理水平、以人为本的水平、保护基层微观市场主体的水平等等，都能从中得到体现。如果你做不到，其实现在就是倒逼你在城市管理的“微观界面”上进行改革调整。

苏州相城区，申请摊位、排队抽签现场。

我觉得在这方面，成都的经验值得研究。在铺开地摊经济之前，成都就让3万余名城管和协管人员走进街道、小区、市场、商铺，去跟基层接触交流，听大家的建议，破解管理上的难题，还逐步建立了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机制、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机制、群众投诉现场快速处置机制等等。在这些前期调研的基础上，5月28日，成都推出“五允许一坚持”升级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进一步推动“地摊经济”向常态化、规范化发展。

从发展趋势来看，城市治理有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从自然放任，到强力规范，再到重回自然商业生态。这不意味着我们将重回上世纪80年代那种放任的状态，而是说将地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规范管理、科学管理、创新管理基础上，依靠精准管理、非常规管理、柔性管理和审慎包容监管，通过城市管理和治理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地摊经济具备低成本、分散经营的特点。在城市中，实体商业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高额的租金和流转费用，地摊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

樊鹏：对于地摊经济的优势，有人说是“钻空子经济学”，也就是说微观市场主体选择地摊经济，主要就是为着“地租0成本”和“相对弱监管”。网上还有人开玩笑说，那我可不可以占据一两米的道路画个方块，我就天天等着收停车费？

也有人说地摊经济本质上是利用了公共资源从而享受到低租金的待遇，比如摆路边摊，剃头师傅在小区公共空间做生意，都是占用了公共道路资源。我觉得不需要进行道德绑架，这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

但是地摊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实体商业的压力，因为实体商业发展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政策扶持。也有人形容地摊经济和实体商铺之间的关系是“无照经营”同“合法经营”的竞争冲突，地摊经济反而还有可能对现存的实体商业造成威胁。但我认为可能上升不到这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地摊经济火了，大家逛街消费的氛围形成了，对实体商业也是利好的。

利用地摊经济去库存的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