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立群】

观察者网：在上世纪80-90年代，地摊经济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一些下岗职工也凭借这种经营方式获得了生活来源。但这几年出于优化城市环境的考虑，地摊经济一度成为整顿的对象。您怎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地摊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樊鹏：对于地摊经济，我认为还是要放宽一点来看，它不仅有经济功能，同时也有社会和文化功能。它是人类比较早的一种“市场”形态，也是早期商业文明的原初形态。尽管很小，但是它孕育了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许多城乡基层管理制度的出现都与地摊经济这类小型的市场形态密切相关。

如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地摊经济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比较有名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草市”，其实就是古代的农村定期集市，到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区还有这类集市。例如我儿时生活的小县城，每月逢二逢七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和小贩沿街摆摊的集市，逢二是“小集”，逢七是“大集”，这实际是一种基层社会权利，在当时这类集市同很多人的生活和生计戚戚相关。

后来到了唐代，南北方都有不同形式的基层经济，比如说在南方叫墟，北方叫集，西南叫场。到宋代，如果我们看一下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会发现它描绘的不仅是一个繁荣的集市，也展现了基层民众的生活样态，地摊是这个古典社会组织形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之相应，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对这种经济形态的管理机构，例如六朝时政府就设立了“草市尉”对草市进行管理，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基层市场监管机构。所以，从这条历史脉络来看，我觉得地摊经济不仅具有草根经济的意义，也催生了城镇的发展和政府治理形态的发展演进。

《清明上河图》局部，图自故宫博物院。

直到新中国建国前，沿街叫卖仍然是城市贫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卖菜为生，《红灯记》里的小铁梅出门卖货，都是那段历史中地摊经济人物的缩影。后来，由于发展计划经济的需要，地摊经济一度销声匿迹，再次复苏就是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了。

这一复苏对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整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活农村商品经济，允许农村开放小集市、兜售富余农产品开始的。这是我们早期从计划经济往商品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市场经济迈进的很重要的一步。

关于这一点，义乌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的义乌很贫困，历史上还有过“鸡毛换糖”的传统。后来有些路边市场，但被视为投机倒把。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浙江义乌有个书记叫谢高华，他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并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一两年间，这个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的小城，迅速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小商品专业市场。一个穷县，靠摆地摊成为一个世界第一的千亿大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图自新华网。

地摊经济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经济发展转轨的先导。对个人来说，也是某种社会机会窗口，许多人最先通过地摊经济致富，获得第一桶金后成为更成熟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建设。我曾经到浙江乐清市正泰集团做过社会调研。他们现在是个规模很大的光伏产业集团，但他们的父辈、祖辈大多是类似于小个体户的经营者。

过去，我身边有很多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小县城卖衣服、卖布匹，他们自己跑到广州去进货，然后把货物大包小包运回内地。当时的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便捷，来回需要一周时间。在这样的过程中，地摊经济实际上是带动了中国的人口、资源与信息的大流动。

回到你的问题，地摊经济确实有社会稳定的功能，因为它使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商品得到释放。而且在80-90年代，我们的国企改革使得一部分工人下岗，到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下岗工人已经积累了1100万，当时官民矛盾也比较突出，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下岗工人摆摊的情况。那么地摊经济就在辅助社会基层的弱势群体、扶贫救急这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

我们要意识到一点，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主体比较多的是企业、公司、集团甚至是金融巨头、独角兽企业，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和市场主体都具备参与高端要素市场竞争的资格和能力，他们在信息、资本和人力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差别和差距。

中国有“小个专”的概念，是对微观市场经济主体和经济形态的描述，中国的“全国个私协会”，主要是个体工商户等“小个专”构成，目前这个协会的会员超过2亿人，直到目前可能还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形态，所以我想以地摊经济为代表的微型经济形态，不仅对于扶贫救急是有用的，我们也要考虑到它在市场经济的多元构成以及基层社会的繁荣稳定上具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