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当下重提地摊经济，您觉得主要是出于哪些层面的考虑？

樊鹏：我想直接动力就是疫情带来的民生、就业压力。疫情爆发以来，很多中小企业扛不住压力，有些员工也被迫下岗。国内疫情虽然好转，但企业和员工复工复产仍然是艰难的，确实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影响，而且家庭成本并没有降低。

尤其是一些出口导向型城市，受到的影响更大。所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到不设GDP增长目标，而是把“六保六稳”作为工作着力点，就是希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第二个层面是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关键点，是危机也是契机。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零售业是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动力。之所以这么讲，核心原因在于我们国内消费潜力巨大，人口基数巨大，规模效应大。董明珠在网上直播带货，一几个小时就是几个亿，可以想见效应是多么惊人。

如果再看一下2019年的数据就会发现，我们全国新增注册公司是650万个，这其中批发零售新增公司就有220万个。它占了1/3，这就说明中国的民生经济和国内消费，确实还是拉动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地摊经济这种基层的经营模式门槛相对较低，资金的流动性相对较强，回款比较快，经营内容的弹性也比较大。现在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扶持，形成了一个风口，让基层零售业的发展有了一定机遇。实际上就是一种“添柴加火”的效应。

当然，也有人唱衰地摊经济，认为现在提倡地摊经济是国家想着去库存。我觉得不能这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在此过程中民生可以得利，又能兼顾盘活过剩产能，促进劳动力、资金流动，带动上游一些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因此，相关消息释放之后，零售业概念股大涨，生产“地摊神车”的五菱汽车，一天之内，市值从5亿港元变成了11亿港元。

第三，就是给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群一条生路，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底线原则，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

观察者网：相较于从前，在当下这样一个互联网全面铺开的时代里，地摊经济会呈现哪些新业态？

樊鹏：地摊经济的存在、发展需要条件，一方面市场中不存在大资本垄断货源、运输、销售渠道等情况，另一方面所处城市要具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原来人们印象中地摊经济的业态，可能绕不过这些情况——违法占道、脏乱差、被城管驱赶、卖假货和伪劣品、从业人员以40岁以上没有专业特长或学历偏低的贫困群众为主。但现在地摊经济迎来了新机遇，也相应呈现了新特点。

依照我自己的观察，地摊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结构中的这种层次性特征，没有变化，它还是微观的、基层的，还是成本相对较低、分散经营的，也还承担着扶贫救急的功能。而且它的社会功能还大于经济功能，比如说它可以丰富市民文化，满足竞争需求。但确实也应该看到它有这些新特点：

首先，更加规范，经营空间和经营方式受政府更多指导和规划，形成了新场景、新业态。例如有些城市把地摊纳入不同的商圈、社区，进行规划。

苏州某城区发布的夜市摊位申请要求

其次，新型的地摊经济，正在和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相互融合共生。在直播“带货”出现后，更是如此。有人会觉得，现在大家都去开网店了，还会有人摆地摊吗？我们要看到互联网电商的出现是把“双刃剑”，有其局限性。电商在创造了新的空间和销售渠道之余，也垄断了销售渠道，网络销售把同行的利润压到最低。大资本控制的实体零售巨头，以远远低于小经销商的价格疲乏销售，对小经销商造成生存压力。

江汉路上的地摊主一边摆地摊一边直播，图自楚天都市报。

而且，互联网取代不了地摊经济，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光靠互联网是满足不了的。地摊经济就可以凭借自带“烟火人情”的特质对它形成补充。我们看到现在重提地摊经济之后，大家都欢欣鼓舞，尽管这是在网络上进行表达，但我想在线下的生活中，只要具备条件，大家都会去体验一把。

互联网经济和地摊经济的互补效应，还表现在网络进货快，可以多渠道销售等方面。现在很多摊主不用再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南下进货，可以直接通过阿里巴巴进货，这就降低了地摊主的时间成本。

第三，经营主体年轻化，地摊成为了青年创业的一个空间。我搜集了一下相关资料，在各地都有通过地摊融入城市的文化商圈，然后通过自我包装来实现创业腾飞的例子。比如说南锣鼓巷有个“地摊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而且他自己有很多爱好。他就经营着8个地摊，靠着高峰期自营，外加出租，积累起了丰厚的资金。

虽然这是个例，并非所有地摊主都有这样的收益，但我们可以看到地摊已经变成了一种创业空间，一些年轻人通过这方寸之间的一个摊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