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力量和市场资源配置空间效率受限

任何公共危机的防范，都需要充裕的人力支援和物资保障，更高效率的组织形态在应对危机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此次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在捐赠物资的保障、维护和分配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湖北省地方红十字会的组织效能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广泛质疑。在汹涌的舆情压力下，针对红十字会的谴责，已经转化为一场针对体制内社会救援团体的社会信任危机。

事实证明，红十字会等体制内社会救援团体在人事管理和权力规范方面是否存在必然的道德风险可能存有争议，但是类似机构在人力配备、信息化管理以及组织运行效率等方面，确实缺乏应对大型社会危机管理的必要能力，应当是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展示了另外一个图景。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多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志愿服务和社工组的优势，动员社会力量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援。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民政部联合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号召各地积极动员本地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例如深圳等部分发达城市，利用社工和志愿服务团队的专业优势直接投入到一线疫情防控，极大弥补了基层社区防控力量不足的问题。

同时提出对在疫情发生期间以讹传讹、散布虚假信息，甚至顶风违纪违法的社会组织从严从快予以依法严惩。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高效有序参与。

总体上中国民间组织已经具备参与危机防控和公共治理的强烈意愿和比较充足的能力，在分布式汲取资源和点对点支援方面具有显著组织优势。但是值得注意是，此次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在各地区、各领域、各环节的参与效能并不均衡。

例如城乡社会组织尤其是志愿者组织在参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等环节上，发挥了较好功能和效率，但是在配置社会资源、实施远程支援以及同救援中的急难险重环节有序对接等方面，还有些差强人意。

这中间有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专业化水平仍需提升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些治理方面的因素。

例如，地方危机管理模式尤其是多地“封城”措施启动后，间接造成了政府垄断防控渠道、社会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被整体性压缩的局面，一系列人为设置的政策壁垒也极大增加了此次疫情防控中社会力量参与的成本。

又例如，许多地区为了限制人员流动，针对社区实行了过激的刚性管理，强行封锁，也极大限制了社会组织使用更为灵活柔性的方式介入的空间。

这说明，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方面，社会救援体系同国家救援体系体系之间仍然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原有国家治理体系更多聚焦于党政军群高效协同，而忽视了如何将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资源和市场化资源配置结构纳入这一体系。

重大公共危机中信息的分散和地方化极大增强了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放弃自身可以组织最好的信息并拥有最高效率得想法，应增强理性的专业主义思考，适当增强疫情防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危机管理的资源集结优化为一个更为有机的组织结构。

此次疫情防控中，上海等地的有效管控，呈现出的正是政府、医疗机构、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在专业化指引之下冷静按程序应对的优秀。未来，如何以更完善的机制团结好社会力量，发挥好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组织效能，可能是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