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鹏】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恰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的开局之年，因此疫情防控工作成为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考验，成为检测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事件。

由于这次疫情影响范围大，涉及全方位的工作，它事实上构成了一次任务空前复杂艰巨的社会公共危机，亟需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效能和制度威力应对危机和挑战。

疫情爆发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中，一度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的问题，疫情重点防控地区的情况尤其为甚。

立足现阶段疫情防控的现实需要和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长远需要，亟需从以下五个方面着眼，对疫情背后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经验得失加以综合观察、系统思考。

一、集中统筹同分布式决策管理的矛盾冲突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都需要积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地区“守土有责因地制宜”的双向制度优势。

在疫情控制的关键环节，中央加强了对疫情防控的顶层部署，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解决了防控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尤其是2月7日之后在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动员全国19个省份一对一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危机救援的历史传统和巨大制度优势。

但是从此次疫情的处置全过程尤其是病毒爆发初期的情况来看，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现有国家治理体系中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同疫情防控中必要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的需求之间，仍然暴露了比较尖锐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危机，权责配置失衡的问题一度凸显。

例如前期信息纰漏方面因依法报备、层层授权等原因一度贻误时机，疫情爆发后过度强调集中审批，多地出现捐赠物资囤积和各医院物资匮乏同时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等，带来一系列问题。

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发挥集中统筹的制度优势在任何危机管理中都是必要的，一个有效的“中央大脑”是形成危机应对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前提，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对称、调动全国四面八方、各系统各部门高效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关键。

1月31日，武汉市江汉区西北湖附近高层建筑外墙打出“武汉加油”等字样。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集中确认、反馈和执行，在危机管理的某些领域和环节，过度中心化的决策体制和过长的决策链条，往往会推高决策成本、贻误救援时机，也更容易出现职责交叉和权责脱节。

2003“非典”疫情过后，我国公共卫生健康信息平台、疫情报告信息系统、医院信息化、电子病历、病案首页库等信息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并已有大数据、云平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联等新技术的支撑，但是这些复杂的系统在此次病毒爆发早期的疫情监测、舆情引导和疾病防控等方面，作用发挥的显然不够突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软系统”背后的“硬权力”作梗，应当及时发布的信息只得依法层层上报，应当共享的数据受制于一个个信息孤岛的壁垒，极大增加了防疫过程中各方面的信息成本和信任成本。

疫情爆发后，在重点防控地区一度出现了物资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一些地区和部门应对不力的问题，部分源自于由于某些环节层层审核的复杂流程、以及过度中心化的决策方式，阻碍了物资和救援的高效实现。

在应对危机方面，高度中心化的决策往往要让位于更高效率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回顾过去70年，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能力体现为能够在“收”与“放”之间运用自如，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

中央决策系统和它的地方权力代理人之间，需要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就共同面临的任务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形成基本共识，而地方决策者则能够在责权一致的前提下，就如何分头开展行动形成符合总体利益的判断并以低成本的方式实施，这是衡量治理体系能否良好运行的一个主要基准，也是在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定型的条件下能够能够协同克服挑战的关键因素。

为此，在危机管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适度放权的同时还要增加层级间权责配置的科学性，优化权力运行，细化执行标准。

以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为例，围绕病毒研究、信息发布、疫情应对、抗疫物资供应、后勤保障、社会物品供应、社会稳定、国家团结、国际关系以及疫后发展等，哪些领域需要中央统筹，哪些领域属于属地负责，哪些环节可交由地方各级各类机构临机决断、灵活施治，未来面临新的公共卫生风险或其他公共危机，应如何优化层级沟通机制等，都需要必要的综合研究、系统谋划，进一步完善顶层思考，建立科学体系，细化执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