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都把研究对象当作一种静态现象，缺乏深入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能比那个时候还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不如殖民主义时代的那些人。因为那些欧洲人去到今天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国家”、他们称之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地方做研究时，做得很深入，因为他们要统治这些地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靠的是di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分而治之的基础是什么？你要分化别人，首先要认识别人。所以那时候他们去认识这些部族、这些地区，认识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矛盾，然后采取分化和统治的手段，这些学问就是这么弄出来的。从科学角度讲，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殖民主义利益服务。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另外，我们要和欧洲人有区别。在研究过程中要明白，对方是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承认他们有完整的、自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样我们才能以比较平等的地位和态度去研究别人的历史。这一点正是我们搞区域研究与西方人当年搞殖民主义那一套自上而下的东西的区别。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研究他们的历史文明，了解他们的思维，了解他们的历史是怎么形成的，否则就会陷入西方的思维陷阱。

举一个简单的研究案例作对比。我们去研究某些国家的选举，如果按照西方的民主选举框架，看谁是哪个政党，照这套东西去研究，你连皮毛都抓不到，什么都抓不住。因为选举作为产生领导人的方法，是西方强加给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他们原来的社会生态，其实产生过很多别的选举方法和选择方法。西方政治学对现代选举的研究非常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如果拿这些技术去研究亚非拉国家的选举，完全不着边际，研究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会完全陷入党派之争——实际上他们的社会不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只是被迫接受了选举作为选择领导人的工具，当然会产生一些变异。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背后的一切，而不是简单地按西方政治学的方法去做统计，那是没有意义的。要挖掘更深的根源，才能让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更有意义、更深刻，更能反映事情的变化。

2025年12月14日，选民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一处投票站参加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新华社

·破除”普遍主义”陷阱：避免将西方模型直接套用于非西方语境

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当初学的这些知识——政治学、经济学——最开始都是直接从西方接受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们学这些东西，可不就是跑到别人那里去学。经过很长一段革命时代以后，这些知识被普遍放弃了，没有了；即使我们古代历史上也有很强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传统，但我们自己放弃了，都去搞西方的政治学和西方的经济学，所以我们的很多东西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别人的影响。把这些知识和讨论直接用于非西方语境，就可能出现非常大的偏差。

所以要注意：我们搞区域国别研究的人，特别是在研究”一带一路”国家时，很容易陷入西方人给我们设置的思维陷阱。这就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理解，去理解这些国家的一些道理是怎么产生的。

经典的反面案例有很多。比如世界银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得到了很多世界银行的贷款，这些贷款在中国用得非常好。我们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修建了京津塘高速公路，大大缓解了煤炭运输的压力，项目运作得特别好，无论经济效益还是贷款偿还都做得非常好。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不符合世界银行的贷款规定了——你的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规定的标准，世界银行反而不给中国贷款了，中国也不需要世界银行的贷款了。

后来出现了一个矛盾：失去了中国这个”好顾客”以后，世界银行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世界银行有一种普惠的理念，它不光要给穷国贷款，贷款之后还要说明这些贷款对于缓解贫困、促进当地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原来它在中国的贷款都非常成功，所以世界银行在全世界宣传中国模式，都说在中国搞的这些项目如何有用。等到不再给中国贷款以后，它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很难再找到这么成功的贷款项目。

那些非洲国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最后项目完成了吗？不知道。非洲有一个项目，大家比谁更有办法：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把各国代表都请来，指着一座像王宫一样奢侈的住宅说，这就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建成的，多棒，多好。第二年，另一个国家把所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召集到一个山头上往前看，说你看世界银行多好，我们创造了多大的奇迹。大家往前一看，一片大海，什么也没有。主人说：不对啊，世界银行的贷款给了我，我就在海中间造了一座海市蜃楼，让你们看一看就行了——这就是世界银行的贷款。

这些经典反面案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没有意义。所以世界银行后来处境尴尬：贷款很难收回，很多项目打了水漂，既不成功，对帮助当地经济发展、帮助民众脱离贫困也没什么贡献，一方面是坏账，一方面有损道德形象。所以，没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好学生”，世界银行很尴尬。

对这件事我们要看明白：这些都是国际机构运作中的问题。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故意利用世界银行的项目锁定一些国家，把他们变成永远走不出的债务国。曾经有一位美国咨询公司的老板写了一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2006年译成了中文。他讲的就是美国如何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经济金融组织锁定债务国：给他们设计很多投资项目和发展项目，最后这些东西没有意义，项目一旦建成，这些国家就陷入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而这个债务就成为美国控制这些国家的杠杆。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封面及其作者约翰·珀金斯

现在美国人为什么指责我们？欧洲也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给别人设置债务陷阱。因为这是他们经常用的手段：通过债务把这些债务国锁定，他们是有条件的——你还不起不着急，慢慢还，还利息，但你要让我在那里建基地，你要把部分主权让给我。这都是债务陷阱的目的，这些安排是长期为他们服务的。

·“文化语法”

最后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文化语法”。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大量西方词汇被嫁接到中国来，基本上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这些词汇慢慢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理解。但至今为止，中文和西文（英文、法文）等西方语言乃至更多语言之间，还有很多词汇没有直接对应物，找不到直接的对应词。所以过去很多词汇直接用日译，今天很多都是音译，因为没有直接相对应的概念。这是影响跨文化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明白它是一种”文化语法”：很多概念并不一样，有相似性、相通性，但不完全一样，而这种不完全一样折射出的恰恰是文化的差异。文化不是一样的，正因为文化不一样，我们在很多方面的理解才不一样。这一点要注意。

·语言与概念的力量

要强调语言与概念在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关键概念在不同语言中没有精确的对应词，这给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带来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别人的语言，其实是学习、了解别人思维方法的一条途径，这很重要。有时我们想，现在机器和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是不是就不需要学语言了？但如果你自己不掌握一种语言，就很难理解别人背后的一整套逻辑。因为语言本身是思维的体现，掌握别人的语言就是掌握别人的思维逻辑和方法。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法；你不理解它，只依靠人工智能也是理解不了的——只靠人工智能很容易陷入镜像效应，按自己的思维去推想别人。只有掌握一定的语言，愿意学习别人的语言，慢慢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

学习基础语言，技术层面不一定要精通，但要知道语义的边界，要把词语放到当地的具体框架里，理解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