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发现，如果因为中国有一个皇帝，就称中国为君主专制国家，那么实际参与治理国家的士大夫就不能被囊括在内；而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实际也不对，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于欧洲的贵族。他们是通过民间科举推选出来的，所以利玛窦最后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通过套用政体分类概念来讨论中国政治，很多方面是说不通的。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是个现代性国家。当时的中国具有现代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郡县制度，而且王家财政和国家财政是分离的。而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变成秦汉式的国家。即使是路易十四也没有完成这一目标。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郡县，它把法国全境分成了八十几个县。

所以有关语词问题，最后概括为两句话，第一要建立自信，而自信源于现代化的建设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扎实的基础。我们要关注我们先进制造业的前沿突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赶超，也关系到我们的自信。这是第一个自信。

有了自信以后要寻找中国的尺度，中国的价值，不要迷信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它只是把某种特殊的价值，通过论证，上升为“普世价值”。

曹锦清教授在讲座现场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各有价值。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三纲五常上升为天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原来的儒家也是讲普世的，直到近代儒学不能救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它才变得不具有普适性。西方一开始说他们的上帝是普世的，后来又说他们的文明是普世的，后来又说他们的人权民主是普世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把特殊性论证为普遍性，以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做这件事：

第一步把西方的“普世性”还原为西方的特殊性；第二步中国要坚持自身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讲讲中国特殊性的合理性。并且由此建立我们的自信。各种文化并存，多元并列。

这个观点并非中国人独创。西方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说：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而是专门针对西方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公开信奉西方文化，试图实现中国的全盘西化，由此也就错的明显了。所以中国学者也要开始去研究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那些西方用语应该按照中国的语境来获得自身的理解和意义。

以西方“人权”的概念为例，中国在近几年的处理就有所突破。中国人论证人权并不从天赋人权的维度出发，而是将人权置于历史的民族的维度，指出这是斗争的产物。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高的人权是发展权。没有发展，没有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天天去选举闹事，就可能出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都受到西方人权观念的压迫。当中国赢得了话语权后，美国为了应对中国话语也煞费苦心，所以，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组织。

话语权问题背后仍是一个自信的问题。要去寻找我们的侧重，我们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速度。中国人要始终牢牢地明确一句话，西方学说对我们而言“只供参考，不供指导”。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词，来表达我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