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华民族在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一刻，其中主要的标志还是技术和经济上，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制造业方面。

当这两个方面的最后一步的进口替代完成以后，我们就能够自己造各种产品。到那时，中国也就达到世界一流了。

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自信，一般来讲，只能从未来的成功现代化的实践里面去寻找。这4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民族自信。所以我对所有的关于高端技术、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都非常惊喜。中华民族赶超的那些坚实的脚印，就是通过那些个所谓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一个个的突破来完成的。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一旦某种技术被突破，与之相关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般就最少降低30%，最多可以降低到70%。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制造业造成高额的垄断利润。一旦我们突破了以后，它就只能把价格降下来和我们竞争。

所以说，作为生产者要有爱国主义情怀，生产出更好的高技术产品，鼓励消费者到你这里买，高利润也就不会流向西方了。

如果西方的高利润产品价格都降下来了，那么他们的高利润就会断掉，相应地，投入的研发费用，还有高工资和高福利都无法应对。一旦这个链就断掉，他就出问题了，他的人权民主制度就成了内部不断恶化斗争的诱因。不要高估了西方的人权民主，没有外部资源的源源导入，他们是维持不住的。

我详细研究过古希腊民主，它的民主时间其实很短。从公元前499年希波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有近50年所谓辉煌的民族历史。其中雅典最为优秀辉煌的30年，是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30年。但不要忘记了他是寡头，与其说是人民选了他，倒不如说是他领导了人民。在他那个时代，雅典总共也就二三十万人，他却搞了很多恢宏的工程，凭的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就是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就成为整个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帝国。它的同盟叫“提洛同盟”，所有同盟城邦每年都要向它交保护费。

这些以黄金为主要形式的保护费都储备在提洛岛上。而伯里克利执政第二年就把金库提到雅典来了，所以有大量的同盟的公款进入到雅典。然后海军保护的各个港口，各港的贸易费用也流向了雅典。因为民主意味着财富的分配，这些财富的持续的向雅典的流动，给了雅典公民很多分配的福利。但是雅典只有公民者才有权分配，公民大概5万人左右，并不包括女人小孩和外邦人。

所以公民就是特权的意思，有参与公共财富分配的权利。分配官职也就是分配报酬的意思，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没有民主。后来和平了，别人不愿意提交保护费了，然后他们还投靠了斯巴达。到后来雅典民主的结局就是内斗不断，最后崩溃了。

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有一个大量的外部资源向内部导入，使得内部的分配和机会有增加的客观条件。而今天的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依靠自己苦干。所以我们把人权解释为发展权是天经地义的。

也由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财富的流动和配置，这也引起了美国霸权的生存焦虑。在座的人当中将要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所谓重建话语，就是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重新认识。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重建话语权

最后再讲一讲所谓话语权，它跟随于民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以及因为成功而提升的民族自信。所以民族自信是话语权重建的核心要素。

我们GDP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而且再过十到二十年，GDP还会超过美国。只要我们不犯一些大的错误的话，这趋势不会变。目前，货物贸易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我们内部的市场到明年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至于制造业的总产值，我们也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额了。

这些数据和这些经验知识是我们最自信的底气。有了这一个自信，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西方的看法已经都不太一样。由此我们也要对中国话语进行重建。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尺度来考察我们自身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谓重建是重建价值侧重，我们要以中国的尺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和古代；用中国的尺度来看西方的近代和古代；寻找中国的尺度及中国的方法是话语重建的核心。

中国有那么多的好故事，可是学术界却不能把这个好故事讲出来。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因为自信不足；第二个中国语词不足，这是个大问题。

多年前我在美国开会时讲过一句话，后来被人引用了，我说现在所有用来描述中国故事的keywords（关键词语），都来自西方，除了三个词——“小康”、“和谐”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国也有很多现代语词是通过日本翻译英文词汇得来的。不用这些来源于西方的翻译语词，中国的很多理论与判断无法搭建起来。

很多复杂原因导致我们的学术界不得不必须采用这些概念。不用它们，你不能说；用它们，你乱说——不能准确的将我们现实中国社会的客观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多年苦恼的问题。

现在党中央当然也制造了一些新的语词，虽然其中有的语词也借用自西方，但表达了不同的理念，举个例子，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就讲的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图源：社科网）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交问题，叫“结伴不结盟”。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者指代军事同盟，追求结盟均衡。西方人用军事结盟来保持所谓和平状态，这也是“一战”、“二战”爆发的原因。如果我们两个人不结盟，然后吵起来，那么总会有旁人拉架。可是如果两伙人结盟，然后吵起来，那么架最终都要打起来。

因此，中国吸取教训——西方国际关系体系里面有非常严重的弱点。西方人将结盟看作最重要的问题，结盟一旦不均衡，战争就容易爆发。而中国不搞军事同盟。所以“结伴不结盟”是一个新的话语。其来源是西方，意思却是中国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也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

中国“结伴不结盟”是新的趋势。“十八大”还提出要完善治理体系的理念。“治理体制”也是中国语词，虽然在西方也有所对应。中国“十八大”三次全会重大的贡献就是提出要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八、九十年代主要讨论政体问题，政体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治理体系概念。当时的国人引进政体概念和政体分类概念，但只能将中国生搬硬套进这些概念之中。

400年前，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写过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想要在这本书中讨论中国的政体，却把他自己的脑子搞糊涂了。因为在他那个年代西方的政治分类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三类：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