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日至3日，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暑期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顺利举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锦清教授以“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为题进行了演讲。观察者网整理曹锦清教授全文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整理 观察者网/陈钰 陈思危）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什么叫中国”其实是有一张完整的自画像。我们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国”。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这个自画像，我建议诸位去翻一段话，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边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关于中国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变得不同了。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来自于长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来自于一个工业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沿海发动的攻击。衰败中的传统农业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节节败退，而后要向西方学习，每次战败以后都有一次反思，来重新认识中国。

曹锦清教授在演讲现场

第二幅的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我们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完成了。那就是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抛弃这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要重新给中国画一张自画像。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对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对近代以来，我们在贫弱挨打的时候，我们画的那幅自画像，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画，凡是近代以来所画的自画像，和我们当代，我们即将要画的这幅新的自画像，其背景永远是西方。

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场白，是对我们之前画的自画像的再认识。在今天我重点想讲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的现代化，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国的程度来重建中国话语，否则我们永远在西方的话语里面匍匐前进。所以我们讲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其实是一回事情。

我首先回到建国前夕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国以后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从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我把第二个任务叫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前的所有党派当中，这是唯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初心”。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

共产党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实践近代使命为己任，因而他获得了执政权。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认为实现工业化，实现赶超和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过的来看前30年，再看改革开放的40年，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要实现工业国，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负。她站在够亚洲的高点来俯视周边“四夷”。不如我们开读一下杜佑的《通典》：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遭到摧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要赶超和复兴的问题。

杜佑《通典》同治十年学海堂恭刊

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记录的习惯。

印度的尼赫鲁还有一些赶超的意识，但是再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英国工业化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潜能。换言之，如果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搞工业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那种生产方式要彻底的摧毁掉，所以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把他抬到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果两人并存的话，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两人必然会产生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