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关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一般是外国人帮印度人记录的。比如说我们的玄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辛勤地记录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类史那就更加多了。

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

用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讲法，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两个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国图志》序中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判断，这是振聋发聩的，这是新时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国际接轨的名义，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西方对我们来说，一般有两副面孔：老师和敌人。如果外部关系和缓的时候，西方的那种老师的面孔就清晰起来了。有时候则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且最后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这批人叫做最早的赶超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书中，他这样说：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

冯桂芬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还是地大物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贸，而这种情况从晚明一直到冯桂芬，都是这样。

冯桂芬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纺织业主大为兴奋，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只要中国人当中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衬衫稍微加长一寸，那么所有的英国的纺织厂可以日夜开工，都满足不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事实上他们误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中国的纺织品的输出增长微乎其微。

后来他们派人调研，发现中国有顽强的家庭手工业和纺织业、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它有力地阻碍了万里运来的机器制品。所以它弥补它的贸易逆差的还是要靠鸦片。他分析战争的失败原因时，这样说：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他的这本书完成于1862年左右。洋务运动派在189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很多精神资源都来自冯桂芬，于是引进成套的西方军事工业的设备来生产我们的武器，包括枪炮轮船，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有了可以制造武器的重工业，那么就可以“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

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就是出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冯对赶超西方的路线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规划。他也分了三步：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16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才可以告慰冯桂芬先生。我们现在刚刚达到“并跑”，之前是跟跑，以后是领跑。我们工业化的主力部队还在追。

中国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工业化。之前有几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问错了对象，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欧洲有，所有非欧洲都没有。

就工业化的历史本身来说，说欧洲和英国也还是太宽泛了，主要是在英格兰。为什么大航海以后的将近300年，在英格兰发生了工业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所有非西方的非英格兰的都没有发生。很多问题因为发问的错误使得所有的回答失效。

第二点，英国的工业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我们自宋以来的经济状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辅助于必要的市场供给，它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把整个农业增长也卷入到市场里面来，逐步的吞噬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这一个过程只有在英国以及法国和德国的某些区域发生，这个可以参照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章节。

第三点，则是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我们建国初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重点还是军事工业为主。

甲午战争又打出了一个人和一本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在书中写到：

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不难驾西人而上之……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我读过不少印度的近代史记录，很少有这样的话语。

甲午战争当然也震惊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严复。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救亡”乃是时代的议题，他批判韩愈等君主专制论，提出以德养民，后来毛泽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其实就是源于严复。

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割让出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当然后来有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辽东算是保住了，但赔款达到了2.3亿白银。1894和1895年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不过才七八千万。赔款就相当于清政府的三年全部财政，只能拿关税作为抵押、日本这一仗是后来崛起的根本因素，因为赔款就相当于日本四到五年的财政，有这笔财政的注入，所以他在1905年敢于和什么沙俄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赌赢了；第三次再赌，日本想吞并中国，并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终惨败。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清政府官方派人到日本学习，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

他们讲他们要搞明白一个秘密，日本何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西方而成功，就把大清打败了？严复当初提出了“两个三十年计划”，认为差不多要到1955年就可以和西方并驾齐驱。但因为他本人牵扯到戊戌变法的党争中，受到牵连，晚年后来大量的精力主要用来搞翻译。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

严复是第一个用西方的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和裁量中国事务的第一人。但是他晚年趋于保守，他密切关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受到了震撼，在给他一个学生的一封信中，写到“欧洲四年亘古未有有之血战，无非是八个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他认为原来批判的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恩泽寰宇！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夕写成《日本变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制度建设和军事各方面的变动。在书中他写到：

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898年，说“十年而霸图定”，那就是1908年，那时候的大清差不多快完了。光绪帝和慈禧先后死去，宣统匆忙上位搞所谓的“立宪”，又借债去搞铁路建设了，结果一场辛亥革命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武汉的几声枪响就能把它摧垮？其实是大清已经是风烛残年失血过多，自动倒下了。清朝已经无力执行民族复兴和赶超的重任，这个政权也必然失败，被推翻。

孙中山讲赶超讲了很多，他1917年说：

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同盟会的和保皇党梁启超在日本在《新民丛报》上开展论战。康梁的意思是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循序渐进，尤其政体，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再过渡到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