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近日，《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发表和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此番举动的意义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各国之间的气候合作？

邹骥：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是气候问题本身，其次放在全球的技术保护进程、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最后是从全球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的大背景看。

先讲气候治理本身。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排放国，由于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群”退了好几年，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全球气候进程，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打击。

现在，拜登政府决定重回《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一个积极因素。他在刚上任三个月的时间，主动召开全球气候峰会，邀请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这样主动采取行动，对提高全球气候治理势头、增强信心有很大好处。

拜登在领导人气候峰会讲话。图片来源：纵相新闻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是由中美联手在关键推动和领导作用下缔结而成的，现在美国重新回来，带头作用还是很显著的。

另外，气候峰会也有很具体的议程，把40个主要国家经济体（基本和G20集团成员很接近）重新聚在一起，合作和探讨气候问题。这个过程是一个多边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冲了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政策，也是美国推动多边进程所做的努力。

在中美关系的意义上，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中美关系经过特朗普时期破坏性的制裁施压，可以说到了历史的低点。拜登上任以后，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显著的改善信号和行动，特别是安克雷奇会谈后，中美关系就更加复杂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在边观察边探索，看看中美在当前的双边关系下是否能达成合作。外界都说气候可能是一个合作点，那么此次克里访华、习主席答应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就是检验的机会。

气候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紧张的中美关系，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做多大贡献，现在还有待观察，推进双方合作对中美关系肯定是一件好事。当然，气候合作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会有共识与分歧，对双方的政治家、官员、专家都是一种考验。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是否能把气候问题与其他双边问题分离开，比如与中美的贸易争端、科技战、人权、主权、安全问题分开。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这必然要涉及到投资、经贸、市场竞争，比如太阳能光伏的跨国贸易，技术层面的全球共享、转让等，在政治、经贸、国家竞争力的层面，最终还是会有联系。

我的结论是从技术层面上，或许短时间内可以分开，但从战略层面和更长期的时间看，两者并不能分开。任何合作都得有基本的合作信任，如果政治信任水平太低，合作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挑战。

就中美关系而言，我认为可以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走，先放置争议，求同存异，慢慢去建立合作的基础。

第三个意义是从更大层面的国际地缘政治以及国家战略格局上来说，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气候问题的合作和联系会以一种崭新的国际治理模式展开，既有现存的主权分离，又有超越主权的合作，因此全球治理思维和模式都有待进一步的创新。

其中，数据的共享、技术的分享、全球的政策协调，势必基于现有的主权国家和地缘政治基础，同时又需要超主权的联合行动和共享，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和推进，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推进。

观察者网：拜登此次主导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中国和俄罗斯均受邀参加，各国的态度是什么？这次峰会有望达成哪些意向？

邹骥：美国主导气候峰会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美国主导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此次领导人气候峰会，奥巴马和小布什任内都有举办，拜登实际上也在恢复这个论坛，中国每年也会参加部长级的会议。这次峰会上升为国家元首级，规格比较高，大部分国家的表态都是接受邀请，愿意参加。

奥巴马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次峰会是以视频形式，我觉得大概率美国会宣布其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近年来，民主党的智库和美国的相关大学也在持续研究和酝酿。

美国需要对本世纪中叶的碳中和战略、路径、目标有一个交代。拜登在开幕式发言中宣布，美国到2030年，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50%到52%，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目标。

中国的目标，已经在去年的9月22日、12月12日宣布了。我们的“30·60碳目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目标和一系列方案。

另一个可能的意向是，在年底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COP26会议上，针对《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则里的第6条问题，推进加速谈判，可能会提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建设能力方面的支持，敦促发达国家落实援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