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算经济学家，闯进经济学只为找工具

问：城市规划是理工科的专业，但您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土地财政等问题。从城市规划师到经济学家，什么因素促使您转变研究方向？

答：我谈不上是经济学家，也从来不假装自己是经济学家，这方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经济学家是非常专业的群体，有着自己的专业信用和语言，我虽然能进入到经济专业的教堂，也听得懂他们的“祈祷”，但我不一定要跟着念他们的“《圣经》”。

我转向经济学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城市规划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城市规划是典型的工科，除了建筑学和艺术有关，就只涉及到建设。但在现实中，规划经常要回答城市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甲方委托你做城市规划不仅仅是要你回答怎样建设，而且还要回答怎么通过规划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为此，我看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书，像当时很时髦的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张五常、杨小凯、周其仁的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主要是想在规划里面把经济学的理论用一下，点缀一下规划方案，在给甲方汇报方案时说我这是考虑了经济的。我在卡迪夫大学时的博士论文选题，一开始也是偏重城市化和发展理论。

我真正开始转向制度和增长理论，是在2004年，我到厦门市规划局工作。

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城市规划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许多政策的底层本质上既不是城市问题，也不是规划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规划审批过程需要协调大量的利益，产权、交易成本等制度问题变得无处不在。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城市规划的学科范围。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到经济学里找工具，看看经济学里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手术刀”、“内窥镜”。一旦发现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我就想咱自己造一个。我不是经济学团体的内部人，无需遵奉他们的集体信仰，更不想在经济学圈子里面成名立腕，在自创经济学工具上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能解决真问题就行。

问：对于仅仅在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真实的政府决策过程就像是“黑箱”。您长期在政府内部工作，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学界的研究，政府工作经历在您的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

赵燕菁：由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我的研究基本上是把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写出来。政府的行为和动机对于我而言一点也不神秘。而没有地方政府经验的学者做相关研究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的想象和推理。

比如说，中国的增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地方政府会出现这么强的竞争性和企业化的特征呢？有人认为是财政联邦制，有人认为是GDP考核导致政府官员为了晋升而展开的“锦标赛”。但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就会知道，官员晋升其实和GDP是没啥关系。

真正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独特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由于间接税主要来自于企业而非个人，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讨好企业，就一定要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GDP锦标赛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就需要在特定的增长模式中被解释，而不能用来解释增长本身。

在体制内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能够直接“观察”而不是“猜测”，从而帮助你避开那些看上去很有学术诱惑力的假说。这就像沃森和克里克从富兰克林处直接“看到”DNA的图象时，双螺旋结构就不再是一种理论和猜想了。

在土地财政大讨论中，虽然反对土地财政的声音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我依然敢于坚持到底，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胜过反对者，而是因为我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土地财政的效果——没有土地财政，很多的道路、管线、公园、学校、地铁都不会有。

如果反对者的理论和我的观察不一样，那么无论对方名气再大也一定是他的理论错了。因为你不能说土地财政带来增长是好的，但是却说其作为增长的途径却是不好的，因为路径好坏的标准本身就是由其结果判定的。

经济学不妨换个方向试试

问：您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包括资产-负债的分析范式，资本增长和运营增长两阶段模型等。您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赵燕菁：经济分析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范式更“规范”，就在于它可以通过数学等式描述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的“等式”，寻根溯源，都是是建立在马歇尔新古典综合供给和需求均衡的假设基础上的。在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经济学几乎所有的概念都被数学化。数学成为描述经学思想的通用语言。

但问题是，供需“均衡”在现实中大部分时间是不存在，这是一个很弱的假设。而经济学却把这一非常不稳定的经济状态定义为“最优”，求解“最优”成为经济学最喜欢的数学游戏。正是这一假设，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真实的世界。

好的经济学不在于消费了多少数学，而在于能否解释现实。

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那就是一个经济要么是供大于求，要么供小于求，像人的呼吸一样不停转换。供需相等只是“刀锋上的均衡”，不代表经济状态的“最优”。

当供大于求的时候，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市场价格由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决定，这个价格应当刚好让边际上持有的生产者剩余为零，此时消费者之间不产生竞争，大家坐享“消费者剩余”。这个竞争最早是由熊彼特提出，所以也叫“熊彼特竞争”。当供不应求的时候，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边际上出钱最高消费者决定价格，这个价格刚好让次优的消费者预算为零，此时生产者之间不竞争，坐享“生产者剩余”。这个竞争源于威克瑞的拍卖理论，所以也叫“威克瑞竞争”。

这其实是张五常的老师阿尔钦提出来的规则——竞争只发生在消费者之间，或生产者之间，而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但这一规则由于供求平衡假设后来被经济学界遗忘了。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用“资产等于负债”取代“供给等于需求”作为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基础。

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可以用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来描述，也就是投入减去产出等于剩余。我又把商业模式分成两阶段——资本增长阶段和运营增长阶段，前者对应的是会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后者对应的是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用这个办法，将原来抽象的经济问题就转变为具体的财务问题。解决了经济学研究长期脱离真实世界，缺少微观基础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