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谢淑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从麻省理工毕业，她的导师是老一代学者白鲁恂，研究中国的方法就是中国例外论，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理解中国。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政治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认为中国在半殖民地、皇权和百年屈辱的碰撞中产生了一种权威崇拜。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我把那本书拿到课堂上，说我读了这本书，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相当有道理。但谢淑丽说这本书是垃圾，你怎么还读这种书？当时大家都在做理性选择、行为科学分析，觉得文化因素根本不能说明问题。我说，白鲁恂可是你的导师，你怎么这么说你的导师？她说，垃圾就是垃圾，你将来也可以说我的东西是垃圾。

我是从中国来的学生，谁会说自己导师的东西是垃圾？我在美国上了一堂文化课，美国真是不尊师重道。但这也说明1990年代以后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195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方式的割裂。

我毕业以后拿到博士学位，导师马上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你的导师了，我们是同事关系。中国讲的师门在美国完全不存在，一代代往前发展，站在别人肩膀上往前发展。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哈佛官网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我引用两段话来说明。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

一是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研究中国历史的要了解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要有历史背景。

二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心，越来越从高层政治、“北京政治”，进入到地方层级、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层级。

三是中国问题研究越来越进入比较范式研究。不仅是研究中国，还要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如苏联、美国比较，才能理解中国。中国不再是一个例外，不因为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特殊，所以中国人的行为就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种观点没有市场了。

欧博文2011年在《当代中国》上发表的文章《在专业化时代下的中国政治研究》摘要： SSRN截图

欧博文（Kevin O'Brien）2011年在《当代中国》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专题专门化（Topical Specialization），即对中国的研究分工越来越细。过去老一代的学者叫“中国通”，现在没有中国通，只有中国某一个问题的专家，如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还要细分为中国金融、中国企业、中国财政。

二是学科专业化，国别研究越来越跟学科研究结合起来。90年代以后，你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然后用中国的案例来研究和证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某一个理论，而不是就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只讲研究中国问题、区域国别问题，会显得跟其他人不合群。在政治系、社会学系，大家研究方法要有相同的地方，只讲特殊性，没有共同语言。在这个发展趋势中，华裔学者越来越占据一席之地。我们这批人从1980年代到美国，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到高校或者智库里面开始做研究，我们的视角也比较特殊。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人虽然有中国背景，但也想进入主流，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当中。

（四）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越来越边缘化（2016年以来）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现在越来越边缘化、非主流化。我认为，这个边缘化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美关系恶化。这个恶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认为是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他提出了“中国行动计划”，把华裔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是中国的间谍，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政治上压力越来越大，研究条件也越来越受限制。特朗普第一任期取消了富布赖特项目“和平队”（Peace Corps），导致年轻一代美国学者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联邦政府过去很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资助也取消了，如Title VI项目，就是资助高校学生学习中国语言的经费，很多高校的中文项目都靠这个钱来支撑。这样一来，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一方面是资金上的困难，留学生也来得越来越少。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到现在，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大幅下降。美国最高峰时在华留学生近两万人，奥巴马要搞十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没有实现。到2023年，在中国有多少美国留学生？只有350人。现在不到1000人。美国学者想到中国来，现在很多地方州政府限制跟中国交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刚刚发表的指导意见，称跟中国交流是违法的，跟中国合作就拿不到资助。佛罗里达州通过立法，拿州政府资助的州立高等院校不许和中国有任何接触，到中国来就开除。可以说，中美关系恶化对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巨大打击。

第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量化，越来越强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国别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我跟学生开玩笑，我现在到就业市场上去找工作，没有人会雇我。因为我还是比较老一派，搞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没有系统量化研究、模型分析、自己的数据库，根本找不到工作。现在中国对国别研究非常重视，美国正好相反，国别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越来越边缘化。其实美国现在很需要了解中国，但到中国来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少，研究中国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差。

第三，中国研究环境的变化。现在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做研究越来越困难。前年开了一个会，有两位做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学者。我说你到中国地方政府做访谈了吗？他说我没办法去，只能在美国地方政府访谈美国基层政府跟中国交流的人，以此来了解中国基层政府。这样也不用学中文了，也不用去中国了。所以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没办法做田野调查、访谈研究，就开始做文献研究。研究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些不需要到中国来做访谈、收集第一手材料，研究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权到联合国就可以，研究中国和非洲关系到非洲就可以，不需要到中国来。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我是非常担心的。

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边缘化，而中国对区域国别研究如火如荼，发展了一百多个国别区域中心，美国一个都没有。以我们学院为例，前任院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将我担任主任的“中国研究中心”与非洲、拉美、中东研究中心合并削减为统一的“比较研究中心”，并砍掉了相关资助。这一对比令人唏嘘。

提问环节

问题1：针对您刚才谈到的中美交流困局，在文化或民间交流方面有没有一些破局的思路？

赵穗生：从目前大环境来看，破局的难度依然很大。在特朗普及当前美国政局的背景下，两国高层努力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官方和高层层面的沟通已逐渐恢复，但民间与学术交流依然面临极大阻碍。许多学者在中美两国的夹缝中处境艰难。由于美国对中国极度不信任，中国也极度不信任美国，学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安全和政治绑架了。只要中美关系没有明显改善，我觉得相当困难，双方都会设置很多障碍。

对于没有政治敏感度的领域，如戏曲、传统艺术等文化交流，阻力相对较小；但对于社会科学以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困难依然十分突出。目前美方一些学术组织也在呼吁学者和学生多到中国实地走访，并举办了多次宣传活动。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许多美方学者面临着无经费支持、担忧研究环境受限以及返回美国后可能面临调查的现实困境。不仅美方学者担心赴华风险，我们在美国也需要持续呼吁，双方都应努力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至关重要。目前双方的误解都非常深，这需要从政治层面到民间层面、特别是学者群体的共同努力来逐步改善。

问题2：作为留学生，以后如果想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或者在就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赵穗生：目前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大幅下降。过去高峰期大约有37万中国留学生，现在降幅已超过三分之一。许多学生对赴美留学持观望或担忧态度，加之美国的整体学术环境和签证政策收紧（如OPT等实习政策规则的限制与调整），留学生留在美国发展的难度大幅增加。而选择回国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涉及跨国背景时的信任与审核问题。

目前中美之间的学术与国际交流遭遇了严重挫折，这确实令人担忧。对比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时赶上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期。我们毕业那几年研究中国的需求很大，很快都找到工作了，把台湾那批人全挤下去了。而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完全不同的宏观环境，华裔学者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机会，坚持下来本身就很不容易。

问题3：您说有三个原因导致中国研究在美国不好做。我想问，是对中国研究不好做了，还是对所有的区域国别研究都边缘化了？

赵穗生：是边缘化。不是只针对中国，但中国问题和其他国家研究不太一样，中美关系的恶化是其他国别研究没有的问题。国别研究的资金越来越少。美国研究拉美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因为拉美是邻居。我在圣地亚哥上学的时候，拉美研究中心、墨西哥研究中心都非常强势。社会科学研究走火入魔对拉美研究也会有影响，但没有中国这么大。中国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政治因素，两边的政治因素。

提问4：您讲到当前外国学者想来了解中国门槛很高，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经常会邀请国外媒体和大V来华，欢迎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新疆、西藏。这跟您讲的是冲突的吗？

赵穗生：不冲突。如果能把他们都邀请来，当然是好事。但有多少人现在能来？组织活动，美方很多人想到中国来，自己买机票没钱；中方提供经费，他们又不敢接受，怕回去说不清为什么拿中国人的钱。去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会议，哈佛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经费他不敢要，学校说你要去就要自费。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

我这次是自费过来的。国内邀请我，我绝对没问题，我自由度比较大。美国不同州（如共和党执政州与民主党执政州）对公立大学与中国机构合作的法律限制差异巨大，有些拿联邦政府资助的高校不敢，美国政府一直在调查。我觉得不应该发生这种情况，但现在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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