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刊物的学术影响与读者群

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发表需求极其旺盛。作为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华裔学者，在美创办的这本期刊已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所有的索引当中——包括社会科学、SSCI、Scopus等所有国际权威检索系统中，《当代中国》均长期名列前茅。

以最新的SSCI数据为例：《当代中国》期刊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始终稳居一区（Q1，即前25%）。在2017年，区域国别类共收录68本期刊，我们名列第8，2019年77个刊物、2020年80个刊物，我们两度名列第二。这里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指中国问题研究，还包括欧洲研究、中东研究、非洲研究、阿拉伯研究等所有的区域研究。2023年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将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备选期刊纳入计算基数后，期刊数量扩大至176本，我们名列第7；2024年182本期刊中名列第7；而在上个月（2026年6月）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数据中，在184本期刊中我们依然高居第8位。

从读者群（下载量）分布来看，《当代中国》的读者遍布全球。美、英、澳等英文世界国家占比最高。如果将中国内地与香港合并计算，中国读者群高居全球第二位。这充分证明了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四、办刊要架设三座桥梁

作为一个华裔学者，我创办的期刊之所以能被全球中国研究学者群广泛接受并保持前列，我总结主要在于《当代中国》在办刊过程中致力于架设三座桥梁，以促进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一是传统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

二是学术研究中国与政策研究中国的桥梁；

三是西方研究中国与非西方研究中国的桥梁。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将重点阐述第一座桥梁，即“美国传统的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架桥”。这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

我将西方对当代中国（1949年至今）的研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传统汉学研究与中国例外论（1950—196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当代中国加以关注。但是最早一代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汉学研究的影响。英文的汉学研究是Sinology，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老一代学者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白鲁恂（Lucian Pye）等人，中文说得跟中国人几乎没有区别。他们有的人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有的在中国受教育，父辈要么是传教士要么是外交官，他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下了很大功夫。

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著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资料图

这些人认为研究中国这么古老的国家，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要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理解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下功夫学中文。他们所谓的汉学研究，就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理解中国，没有系统的数据收集、访谈研究、田野调查，第一手原始材料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对外封闭——苏联有铁幕，中国是“竹幕”（Bamboo Curtain），西方人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很难。当时想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者，只能利用他们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来理解新中国。

这种研究范式导致了一种现在看来很荒唐的结论——“中国例外论”（Chineseness）。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想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行为是例外，跟美国人不一样，跟欧洲人也不一样。研究中国，就要从历史上、从语言文化上来理解。在他们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朝代转换，要写中国的朝代转换是怎么回事，就要从历史上来研究，从语言文化上来研究他们的行为。

（二）经验性实证研究的兴起（1960—1970年代）

这种范式延续了大概10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越来越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投入资源研究当代中国，创办《中国季刊》，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这些人研究中国的环境非常困难：不能到中国来，不能跟中国人做访谈，海外可以接触的中国人也很少，搜集不到第一手的数据，看不到第一手的文章和资料。他们能看的东西、研究中国的方式，就是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那时还没有海外版，《中国建设》《北京周报》；顶多再加上一些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国今天谁在会见当中站在前排了、谁出现了、谁消失了，只能从这些角度研究，根本没有办法研究中国社会、乡村、基层治理。

但是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60年代以后，有相当一批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高层运作，以及大跃进、反右等社会运动。我到美国以后读这些书，觉得很不简单。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他们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府结构梳理得很清楚，政治互动关系也很清楚，甚至于对中国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症结问题，也开始加以研究和了解。

1985年我赴美，在加州大学政治学系读书。当时我的导师是谢淑丽（Susan Shirk），她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最早到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之一，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张她跟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照片。她让我读的第一本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书，是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他原来是研究俄国问题的学者，居然对中国的政治组织了解得这么清楚。

舒尔曼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组织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把这个等级和结构了解得非常清楚；而结构的黏合器就是意识形态。这种架构和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有延续性，但更多是新特点。我80年代从中国到美国，中国当时还是这种组织结构，什么都要听组织的，我出国之前还要向组织汇报，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他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完全是看公开资料写出来的，让我感觉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真是下了功夫，有相当的深度。

资料图：谢淑丽（Susan Shirk）

但是60年代的局限性确实非常大。研究基本局限于高层政治，基本还是研究苏联的套路——研究苏联叫“克里姆林宫学”，研究中国就叫“北京学”。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研究得多，但对中国社会、基层、经济研究相当有限。因为缺乏对中国实际的考察，经验性、实证性研究很缺乏，很多是根据材料拼凑出来的。

这种状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开始对中国进行实证、经验性研究。这种变化主要借助了两个历史性条件：

一是非官方出版物大量涌现。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主要通过香港流入海外。这为美国学者提供了新的宝藏——不仅验证官方出版物的观点和事实，还提供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美国大量收藏，现在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如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国内可能没有留下来的东西，在美国全部收藏起来了，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

二是当时“逃港潮”出现，相当多人民公社农民、管理层、国营企业职工离开中国内地，这些人成了访谈研究的资源。社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访谈和田野调查，这提供了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资源。美国学者筹款筹资，从基金会申请款项，在香港建立大学服务中心，搜集了全世界最多的中文刊物和材料。那段时间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必须到香港去。

这样一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的条件就创造了。这期间对中国社会、乡村、国营企业、高层政治以外的研究大量涌现。我80年代到美国，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成果涌现。

印象最深的是密歇根大学一个博士生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他利用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条件研究中国国营企业结构。过去对于中国国营企业和西方的公司企业有哪些不同，搞不清楚。他访谈了大量在香港的国营企业职工和管理层，研究出来中国国营企业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国营企业是人身依附关系，生老病死甚至孩子上学都跟企业绑在一起；现代企业是契约关系。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来理解中国国营企业，这本书出来以后，他变得炙手可热，所有大学都请他去当教授。他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终身教授，因为他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而且把经验性研究概念化。

魏昂德现在快退休了，他太太没有在哈佛拿到终身教授，所以直接“开除”了哈佛。因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当时真是牛，两个人一起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直接给了他们终身教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一批学者开创了中国当代问题研究的新阶段，我到美国那段时间他们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之前的老一代学者几乎全部去世了，这一代也走了一大半，即使没死的也全部退休了。

（三）中国研究融入社会科学学科（1980年代—2016年）

到了80年代，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问题研究作为一个国别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研究融合了。这是由两个很重要的历史条件变化引起的。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证研究中国的条件不断创造出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条件大大加强了。可以收集系统的数据，做问卷调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一段时间我亲身经历。美国学者到中国来，真的是蜂拥而至。很多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一待就是几年，跟踪研究，或者隔一段时间回到同一个地方进行比较。对企业、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研究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系统进行。

二是美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方法的强调越来越重视。60年代以后美国发生了行为科学革命——把人的行为作为科学方法来研究。不光是定量做模型，社会科学一方面有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艺术。但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更不要说经济学，还有人类学，研究方法都越来越科学化，这一代学者都是经过这一套方法训练出来的。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到我毕业的时候政治学系在全美排名第九，就是用定量分析、模型计量这些方法发展起来的。

也因此，越来越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过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研究范式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这之前那一代学者把自己称为“中国通”，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中国通？所谓中国通，就是认为只要懂得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可以理解中国，现在谁还敢这么说？中国例外论的研究范式，自90年代以后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