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第十三场上，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教授围绕“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与《当代中国》双月刊”发表演讲。

从“中国例外论”到实证研究，再到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曾经历数次范式转变。如今，这一研究领域却正在走向边缘化。美国为什么从曾经大量投入中国研究，到如今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研究中国？中美关系恶化、学术交流受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变化，究竟如何重塑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赵穗生教授梳理了这一领域70余年的演变，也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问题：美国越来越需要了解中国，却可能越来越缺乏真正研究中国的条件。现将讲座实录整理发布如下：

赵穗生教授 人大重阳

赵穗生：

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各位学者和同学们交流。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兴未艾，全国设立了逾百所区域国别研究院与研究中心。然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来却日益边缘化，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研究，其演进脉络与中国的爆发式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今天主要从办刊的角度，谈谈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

一、《当代中国》双月刊的创办

我到美国至今已有40多年了。回想我的学术历程，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并拿到了第一个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后，我先后在两所学校深造：先是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社会学，拿到了第二个硕士学位；随后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转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并在1993年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读博士期间，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要发表文章才能找到工作。我在念博士最后一两年的时候给很多刊物投稿，然后发现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国别研究，在美国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但能够发表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刊物很少。

我当时在加州大学受的教育。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6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建立的最成功的大学之一。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跟上了美国60年代以后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理工科、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说了。我当时受的这种教育，在投稿当中发现跟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格格不入。既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投稿，而且很多稿都被退回来了，我就决定自己办一个刊物。

在美国办刊容易，但要把刊物办成功并不容易。在美国要办一个刊物，只要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上填一个表格寄过去，审核后就会给一个刊号。在中国要办刊，首先要去登记刊号，据说很难拿。1992年我办刊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写一封信寄表格。办刊容易，成功难。

美国是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学术单位最多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我80年代到美国，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这本刊物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校，包括圣地亚哥大学都有东亚或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的各个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历史系，甚至经济系，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而且都招了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这些学者和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

《当代中国》2026年第4期封面

二、西方中国研究刊物“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我能够办这个刊物，不仅仅是因为申请到了刊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现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综合性刊物一本都没有。当时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刊物当时有三大家：最老牌的是《中国季刊》，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60年代创刊；还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就是这两家综合性刊物，一个在欧洲，一个在澳大利亚，美国没有。

顺便问一句，你们知道《中国季刊》是谁出资出版的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的刊物会在英国办？6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苏联的研究投入了很多资金，学者也很多，但对中国的研究相对薄弱很多。当时冷战正是最关键的时候，美国政府觉得中国对美国越来越重要，就决定出资办这么一个刊物，来推动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美国政府出钱办刊物，不允许把钱投在美国本土上，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去影响国内舆论。

比如《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可以听到，是美国政府办的，但美国本土老百姓听不到，美国政府没有权力，也不允许影响国内舆论。所以这笔钱就决定投到英国伦敦大学。他们请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做首任编辑，他当时还是英国国会议员，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后来《中国季刊》成了全世界研究中国的综合性刊物中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刊物。

我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的时候，《中国季刊》的主编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当时他在英国。沈大伟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我办刊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办刊持怀疑态度。后来沈大伟离开了《中国季刊》，又来找我，说现在《中国季刊》办得一塌糊涂、越来越糟糕，你的刊物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你能不能邀请我做你的编委。《中国季刊》自1960年代创刊以后，经历了很多任总编辑。

当时另一本期刊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封面印着“澳中”两个汉字，主编是乔纳森·安格（Joh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夫妇。他们对我非常友好和鼓励，认为北美确实需要一本中国研究期刊，并祝我成功。但在《当代中国》创办后，他们也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因为“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听起来像是一个区域性刊物，而非全球性的国际期刊。在中国，带“国字头”的刊物往往最权威；但在国际学术界，带有具体国家名称反而削弱了其全球普遍性。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最终决定将刊物改名为《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特意加上了定冠词“The”，以此彰显权威性。

自《当代中国》创刊后，便与欧洲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学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西方中国研究三大顶刊格局，一家在欧洲，一家在澳大利亚，一家在北美。

在出刊频率和发稿量上，《当代中国》是唯一一本双月刊，一年六期，每期发表10篇文章，年发稿量达60篇。《中国季刊》是季刊，一年四期，每期发表五六篇文章，一年二十余篇。国内很多刊物都是月刊，但在西方的国别研究刊物中，没有任何一个刊物是月刊，季刊已经算是发布频率相当高了。《中国学刊》是半年刊，一年两期，年发稿量十余篇。

近年来，随着AI工具的普及，全球学术投稿量急剧增加。前不久我与《中国学刊》主编本·希尔曼（Ben Hillman）交流，他表示该刊一年收稿100余篇，发表10余篇，接收率约8%；而《当代中国》去年收稿900篇，今年截至7月已接近700篇，预计全年将突破1000篇；最终发表60篇，接收率仅为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