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进一步，从多边外交的角度看，中埃关系在推动中国与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关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示范”或“牵引”作用？中埃合作的经验能否复制到中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

赵军：前面您提到我的新著，这本书中有一节专门写中国对阿盟的整体外交。个人认为，中埃关系对中国—阿盟关系的意义，确实已经超出一般双边关系的范畴。它既是一个试验田，也是一个连接器，更是一种可以向区域层面扩散的合作范式。

第一，中埃关系的“示范”作用，体现在它证明了政治互信、发展合作和文明交流可以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循环。1956年中埃建交后，两国经历了国际格局多次变化，始终保持合作；今天已经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朝新时代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2026年两国元首在建交70周年贺电中明确将中埃关系称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

第二，中埃关系实际上为中国与阿盟的制度化合作提供了重要空间和平台。这一点非常特殊，因为阿盟总部就在开罗。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正是在埃及开罗阿盟总部宣布成立的，此后已形成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战略政治对话等比较成熟的多边机制。还有，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这一外交安排，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因此，埃及有一个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完全具备的功能。

第三，中埃合作最值得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推广的，不是某一个具体项目，而是“战略对接”的方法论——得到埃及的充分理解和认可。比如，把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埃及“2030愿景”、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等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再通过园区、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具体项目，把政治共识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种模式对于沙特、阿联酋、阿曼、伊拉克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阿拉伯国家，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这张2019年2月25日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工人在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工作。 新华社

但中埃经验不能简单复制——我一直强调，只能复制机制，不能复制模式。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之间差异非常大。

埃及的人口规模、产业基础、苏伊士运河区位以及在阿盟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具有独特性。海湾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本实力和能源结构，北非国家的产业基础和欧洲联系又各不相同。因此，对沙特可能更适合推进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和金融合作；对阿联酋可以更多发展数字经济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伊拉克则可能更加突出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

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中埃经验总结为三个可以推广的原则：政治上相互尊重，发展上战略对接，合作上因地制宜。这也是中国—阿盟关系未来升级的关键。

从历史共鸣到共同现代化

观察者网：有民调显示，66%的中国人对埃及的第一印象是金字塔等古文明元素。这种高度“向后看”的文明认知，是否可能反而局限了我们“向前看”的视野，导致对现代埃及的现代性层面的关注不足？中埃之间的“文明互鉴”，应如何从博物馆里的历史对话，拓展到对彼此当代社会命题的深刻理解？

赵军：我也看到相关报道，由于没有看到这份民调的具体问卷，我不做评判，但这个民调恰恰在提醒我们：古文明是中埃相互认识的优势起点，但不能成为认识现代埃及的终点。

因为我本人也经历过从认识埃及、理解埃及到体验埃及的过程，形成过巨大的反差和对埃及理解的重构。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金字塔、尼罗河、法老”的想象中，就容易把一个正在经历城市化、数字化、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现代国家“博物馆化”。

实际上，今天的埃及既是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人口过亿、年轻人口占比较高、积极推进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更值得中国社会关注的，应该是埃及今天的人在思考什么、年轻人面临什么、企业和普通家庭关心什么，以及埃及如何理解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等等。

因此，我理解的“文明互鉴”至少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从“看文物”转向“看社会”。

就我个人观察，中埃两国对彼此的认识程度，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我们当然要继续保护金字塔、神庙和博物馆里的共同文明记忆，但更应该走进大学、企业、社区和普通家庭，了解埃及青年就业、教育、住房、数字生活、创业以及文化消费等现实问题。反过来，也应该让埃及社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长城、故宫和熊猫。

第二，从“讲自己的文明”转向“讨论共同面对的问题”。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互鉴，不是互相介绍几千年的历史，而是两种文明都进入现代化以后，能够回答一些共同问题：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如何推进城市现代化？如何让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就业和教育？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等等。这些问题比单纯的文物展览也许更能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事实上，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趋势。中文已进入埃及教育体系，中埃青年、教育、职业教育交流不断扩大；双方还开展联合考古、博物馆合作等项目。2026年6月开罗启幕的“古都文明对话”（开罗—杭州）提出从“文明溯源走向未来想象”的主题，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号。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从文明自豪感走向现代化相互借鉴。

中埃都是文明古国，但今天两国真正需要相互学习的，恰恰不是谁的历史更悠久，而是如何把悠久文明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能力。埃及有自己的发展经验，中国也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两者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经验交流，而不是简单的输出和接受。

总的来看，如果说过去70年是两国相知相亲，那么未来真正需要深化的，就是要从文明相知走向社会相知，从历史共鸣走向现实共振，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文明互鉴、文明交往和文化共生。

2025年10月20日，在埃及开罗，表演者在开罗巴德尔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展示中国武术。新华社

观察者网：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埃关系最有潜力的增长点在哪里？

赵军：如果展望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埃关系最有潜力的增长点，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行业，而是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和区域枢纽三者结合形成的新增长空间。这与过去以基础设施和传统产能合作为主的阶段相比，会有明显不同。

第一，我最看好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埃及希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政府治理和产业数字化水平，而中国在5G、云计算、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具有较完整的产业生态。双方未来可以从建设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进一步走向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和行业应用，特别是在阿拉伯语大模型、智慧城市、交通、能源等领域。2026年双方已经把人工智能明确列入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二，是新能源和绿色产业。这可能成为继传统基础设施之后，中埃产业合作最现实的增长极。埃及拥有较好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又处于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能源通道上；中国在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链具有优势。未来合作不应只是建设几个新能源项目，而应进一步发展“新能源发电+储能+装备制造+电动汽车+绿色氢能”的完整产业链。事实上，中埃双方目前已经把电动汽车、太阳能列为重点合作方向。

第三，是制造业本地化和产业链升级。我认为这是最能够改变中埃经贸关系质量的领域。泰达合作区已经证明，埃及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面向中东、非洲乃至欧洲市场的生产基地。下一阶段关键是从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制造业向汽车、电子、装备、新能源等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同时提高本地采购、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比例。到2025年底，泰达合作区本地化用工已经超过95%，这说明这种模式具备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第四，是把埃及的枢纽价值真正转化为区域合作价值。苏伊士运河不仅是一条航运通道，也可以成为产业、物流、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综合枢纽。未来可以更多推动中国企业在埃及生产、从埃及出口，把中埃合作从“面向埃及市场”扩大到“面向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这也是埃方希望成为中国进入非洲门户的重要原因。

第五，我还特别看好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增长点，就是科技与人力资本合作。如果未来中埃合作能够从企业投资进一步延伸到联合实验室、职业教育、工程师培训、青年创新创业，那么合作的可持续性会明显增强。因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承接产业升级的，不只是资本和设备，更是人才和技术能力。

总之，中埃关系下一阶段最有潜力的，不是简单扩大已有合作，而是共同把埃及的区位优势、中国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双方的人才优势结合起来，形成面向中东、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新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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