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合与地区外交

观察者网：说到人工智能，有报道称有中企正竞标向埃及政府数据中心提供AI芯片。

赵军：是的，这一动向非常值得关注。它意味着中埃科技合作正在从过去的通信、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向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和数据中心等数字经济基本盘延伸。

不过，据近期报道，华为向埃及政府相关招标提出了建设AI数据中心的方案，包括训练和推理算力；目前项目尚未最终授标，因此更适合把它看作中埃新兴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信号，而不是既成事实。

我想，AI和数字基础设施确实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新增长点之一，但并非唯一方向。根据今年埃及大力推行的《埃及工业化战略2026-2030》，更值得期待的是形成数字、绿色、制造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四根新链：一是AI、云计算和数据中心；二是太阳能、风电、储能及绿色能源；三是电动汽车、高端纺织业、先进制造和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产业链；四是航天、现代农业、物流和金融合作等领域，都有较大空间。

观察者网：值得一提的是，AI方向的合作已引发美国考虑组建科技联盟来对抗。您曾主持“新技术革命与中东地区的新挑战”和“大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合作新趋势”等学术讨论，并专题分析过美国对埃及的科技外交。在您看来，中埃在AI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是否正成为中美科技战在中东的“新前线”？

赵军：个人认为，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在中东的一个新前沿，但还不能简单地说埃及已经成为中美科技战的前线。更准确的判断是，随着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等技术越来越具有战略属性，中埃科技合作正在进入美国高度敏感的竞争领域，而埃及则成为中美科技竞争与全球南方数字化需求相交汇的重要节点。

最近的埃及AI数据中心项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华为向埃及政府提出的AI数据中心方案涉及约2000枚昇腾芯片；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正在考虑组织由英伟达、AMD、微软等企业参与的竞争性方案。这确实已经明显超出了普通商业竞争的范畴，带有科技外交和战略竞争的色彩。我想，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出三个趋势。

第一，竞争的对象正从“芯片”扩大到整个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当前，谁能够帮助埃及建设AI基础设施，实际上就在参与塑造埃及未来的数字生态和技术标准。因此，美国对华为进入埃及AI基础设施领域高度敏感，并不令人意外。

2021年11月7日，人们在埃及开罗举办的信息通信技术展现场参观华为展台。 新华社

第二，埃及的战略价值正在上升。

埃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市场——它拥有1亿多人口，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国家，又处于连接中东、非洲、欧洲的关键位置。如果埃及形成较完整的AI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生态，其辐射范围可能远远超过埃及本身。对中国而言，这是进入阿拉伯和非洲数字市场的重要支点；对美国而言，则关系到其所谓的“可信技术供应链”能否延伸到全球南方。

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埃及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埃及外交一向具有很强的战略自主性。对埃及来说，最现实的利益是获得更多技术来源、更多投资和更强的数字能力，因此它完全有可能同时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展科技合作。事实上，美国驻埃及使馆今年7月还专门举办了“美国创新与AI论坛”，积极展示美国AI技术和生态。

所以，把未来中埃科技合作简单理解为中美二选一，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美竞争加剧，但埃及努力保持技术多元化。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埃合作必须更加成熟。尤其是涉及政府数据、军事和公共安全的数据中心，数据主权、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和技术透明度都会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企业如果希望在埃及长期发展，就需要全面匹配埃及国家发展的内在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埃及看成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关键节点，而不是“代理人”。如果把过去70年的中埃关系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1956年，两国合作的核心是政治主权；后来变成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今天则开始进入数字主权和技术发展能力的新阶段。

因此，未来中埃AI合作的真正意义，可能不只是中企能否拿下某一个数据中心项目，而在于埃及能否借助中美等不同技术力量，建立相对自主、开放而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体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埃科技合作反而可能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数字化和技术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埃及外交一向具有很强的战略自主性”，确实，埃及在加沙局势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也积极参与停火斡旋和人道主义协调。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在美伊对抗持续、中东阵营化加剧的背景下，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如何在大国博弈中维持战略自主？埃及的“平衡外交”对中埃关系的影响，能否有更详细的分析？

赵军：埃及的平衡外交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右逢源，而是一种以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为核心、在不同大国和地区力量之间保持政策回旋空间的现实主义外交。在当前美伊对抗持续、地区阵营化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外交反而更加重要。

概括来说，埃及的平衡外交不是中埃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恰恰是中埃关系能够持续深化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埃及，而不是一个被迫选边的埃及。未来中埃关系越是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拓展，就越需要尊重埃及的自主外交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看，埃及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合作伙伴，更在于它能够成为不同力量之间的“连接者”和“缓冲者”。尤其当前在中东从美国单极主导走向多元博弈的过程中，这种战略自主本身就是埃及最重要的外交资产，而中埃关系也有可能成为这种自主外交与中国全球南方合作理念相互契合的一个鲜活且具有样板性的典型案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截图

观察者网：2025年4月中埃首次组织“文明之鹰”空军联合训练，2026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联训。您如何看待中埃军事合作的深化？这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军：这次中埃联训已受到全球格外关注。中埃军事合作确实值得重视，但应当放在两国长期战略互信和埃及多元军事合作传统中来理解可能更客观，绝不能简单解读为地缘政治结盟。

2026年“文明之鹰”是两国第二次举行该系列空军联训。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训练明显更加实战化、体系化：中方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力量，训练内容从“1对1”“2对2”空战对抗，进一步拓展到制空作战、战斗搜救和兵力运用。

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三个变化：一是中埃军事互信正在从人员交流走向实战化合作；二是这种合作的意义首先是增进互信、提升能力，而不是针对第三方；三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最大影响，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而是增加地区安全架构的多元性。对于中国而言，与埃及开展军事交流更多体现的是负责任大国之间的正常防务合作；对于埃及而言，则有助于提升自身军事能力，同时保持与不同大国合作的战略回旋空间。

因此，我更愿意把“文明之鹰”看作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一个安全领域的支点。如果未来双方把合作更多用于反恐、海上安全、搜救、维和以及灾害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对地区稳定的积极意义会更加突出。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抵埃参加“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 中国航空报

观察者网：您2026年4月刚出版专著《阿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在前面的回复中，也多次点到阿拉伯世界。有分析明确指出，埃及正凭借其地缘优势，日益成为撬动中东乃至非洲的“战略支点”。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如果是的话，在您看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将埃及作为“支点”来经营？这种“支点”角色，与传统的“盟友”或“伙伴”关系有何本质不同？

赵军：感谢您对新著的关注。我基本认同这个判断，但我会把“战略支点”理解得更准确一些——埃及不是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代理人”，而是中国推进中阿、中非合作时，一个具有枢纽意义的综合性伙伴。

为什么说埃及具有“支点”价值？关键在于它的地缘位置、政治影响力、发展需求以及多元身份叠加在了一起。埃及横跨非洲和亚洲，连接红海、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同时又是阿拉伯世界重要国家和非洲大国，在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多边机制中都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因此，中埃合作的外溢效应天然地比一般双边关系更大。

过去10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这种“支点式经营”，但我认为这更多是战略布局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把埃及当作一个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园区，从金融到航天，从新能源、电动汽车到数字经济，再到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埃合作不断向纵深拓展。2024年双方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出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进；2026年两国领导人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中埃关系的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和国际影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很早就把合作的空间从“埃及本土”延伸到了中东和非洲第三方市场——例如，双方2016年就提出鼓励企业在埃及、中东和非洲联合开展项目，这说明以埃及为平台、服务更广阔区域的思路其实由来已久。

但“战略支点”和传统意义上的“盟友”有本质区别。

盟友关系首先强调安全承诺和阵营属性，且常有等级（如北约，美国是老大，其余是小弟等）；伙伴关系强调共同利益、平等性和互利性（这也是中国与美国的本质区别）；而“支点”更强调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网络节点和战略枢纽价值。

支点不要求埃及在中美之间选边，也不要求它在所有地区问题上与中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恰恰相反，埃及保持外交自主、同时同中国、美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和欧洲保持关系，这种多向连接能力本身就是它作为支点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中国真正看重的不是所谓的控制一个“支点”，而是通过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埃及，把双边合作转化为区域合作，把经济合作转化为发展合作，把中埃关系转化为中阿、中非乃至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