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此行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

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外交辞令，它写在苏伊士运河畔的产业园区里，也刻在尼罗河与新行政首都的天际线之间。

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两国互动被赋予新的想象空间，观察者网就此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赵军展开了一场对话。

赵军曾多次赴埃及实地调研，长期关注中埃关系与中阿合作。围绕两国关系的演进逻辑、经贸合作的成效与瓶颈，以及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前景等焦点话题，他从学术视角提供了系统梳理与务实判断，为观察新时代中埃关系的方位与前景提供了一个深入、平实的参照。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七十年回望

观察者网：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从您的研究来看，70年来中埃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赵军：中埃关系70年的演变，大体可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政治互信为核心的奠基期（1956—1970年代）；第二阶段是从传统友谊走向机制化合作的深化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以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为主的扩展期（2000年至2013年前后）；第四阶段是全面战略化时期（2014年至今）。

综观发展脉络，我认为不仅要看到双边关系层级的提升，更要关注双方在国际格局数次重大变动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战略互信与深化合作逻辑——从政治相互支持到全方位战略合作，再到今天共同维护和发展全球南方利益。

其中，个人一直认为，1956年是建交前后的分水岭，2014年12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建交后真正的分水岭。此后，中埃关系明显加速发展。在习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高层互动非常密切。公开信息显示，两国元首过去10年至少举行过13次会晤。可以说，2014年以后中埃关系发生质变，不再限于双边，而日益具有地区性、跨地区乃至全球性意义。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

如果要概括这70年两国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我认为有三个“变”特别重要。

第一个变化，是关系性质的变化。

最初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后来发展为战略合作，再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天则进一步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迈进。也就是说，关系已经从“友好”走向“战略”，再从“战略”走向“命运与共”。

第二个变化，是合作领域的变化。

早期最突出的是外交和政治支持；后来逐渐加入贸易、投资、教育、文化、军事、安全等领域；进入新时代以后，又扩展到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领域。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目前，在埃及经营的中资企业超过3000家，中国在埃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成为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变化，是两国关系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

以前，我们谈到中埃关系，主要讲双边本身；今天则完全不同，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国际主流媒体对习主席访埃的大量报道、评论甚至有些过度解读（尤其是从地缘政治角度）中得以管窥。

因此，今天理解中埃关系，不能只从双边层面着眼。埃及既是阿拉伯国家，也是非洲国家，又地处中东、非洲、地中海和红海多个区域交汇之处；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埃合作天然具有中阿合作、中非合作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交叉属性。这也是中方近年来反复将中埃关系称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阿与中非集体合作样板的原因。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当前两国关系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赵军：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判断是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中埃关系处在70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表述。

从关系层级看，两国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高层互动看，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从经济合作看，中资企业、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合作已形成相当规模；从国际事务看，双方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众多多边平台上拥有较多共同立场。

二是从双边战略伙伴向全球南方战略伙伴演进的时期。这是我认为今天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当前研究相对薄弱之处。

中埃双方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把双边贸易做大，而是都处于全球南方重要国家的位置，都面临现代化、发展、安全和国际治理等问题。因此，两国合作的议题正从“我们之间合作什么”，逐渐扩展到“我们如何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

例如在巴以冲突及其持续外溢、中东和平、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问题上，埃及具有重要的地区外交和斡旋能力，中国则拥有重要的全球外交和经济影响力，两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补。

三是从合作成果期进入合作升级期。

过去20余年，中埃合作解决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合作成果。未来十年需要解决的，我想是如何把已经形成的合作规模转化为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创新性的合作。

双方在建交70周年之际已释放多重信号——埃方明确希望加强电动汽车、太阳能和产业园区等合作，中方则提出深化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未来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至少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新能源、绿色发展和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地中海互联互通；农业和粮食安全；教育、科技和青年交流；中埃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展第三方合作；在全球南方和多边机制中加强协调，等等。

1月19日，在埃及苏赫奈泉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员工在美的埃及厨房和热水器有限公司洗碗机生产车间组装洗碗机。 新华社

四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转折。

70周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意义”。如果说1956年是中埃关系的开端，1999年是战略合作机制化，2014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那么2026年70周年，我认为更像一个新的“再出发”。这个历史节点非常特殊，恰是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又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外交部已将这次访问定位为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位今天的中埃关系，我认为：中埃关系已经走过了“以政治互信奠基、以战略合作深化、以经贸合作扩展”的阶段，目前正进入一个以“共同现代化为新的动力、以全球南方合作为更大平台、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长远方向”的新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70周年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纪念性的时间节点——它实际上是中埃关系从“历史友谊”向“面向未来的战略共同体”进一步转型的坐标。

经贸合作的成就与瓶颈

观察者网：10年前，您曾系统分析过埃及“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问题，指出二者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回溯过去十年，您认为期间中埃战略对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瓶颈又是什么？

赵军：谢谢关注我以前的研究，今天回头来看，以前的研究尚属客观，但结论还是相对保守了一些。

如果回溯过去10年，我认为中埃发展战略对接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从理念契合到项目落地、再到产业合作与共生的跨越。2014年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不断深化对接，泰达经贸合作区、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斋月十日城电气化铁路、埃及二号卫星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尤其是泰达经贸合作区，已成为双方战略对接最具代表性的载体，目前形成了较强的产业集聚和就业带动效应。

更重要的是，合作正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本地化生产、供应链和产业链合作。中国企业在埃及的新型建材、纺织、新能源、汽车、家电等领域不断扩大投资，帮助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和出口优势。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与“2030愿景”的对接，已不只是“帮助埃及建设项目”，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埃及的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其经济现代化转型进程。

如果说最大的成就，我觉得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理解：

一是国家发展理念对接的成功——埃及寻求中国发展的经验智慧，中国予以支持但绝无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最大地体现在中埃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埃及表现出的战略自主性；

二是理念磨合对接后，埃及本土化过程中落地的诸多重大项目及其他客观物质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三是着眼未来的持续性共生发展要素构建，即如何把“项目互联”进一步升级为“产业共生”，把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长期发展的质量优势。

观察者网：据我了解，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吸引200余家企业入驻，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超1万个；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标志塔成为“非洲第一高楼”。您如何评价这些合作项目对埃及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中埃产能合作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

赵军：从埃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看，我认为中埃合作项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形成投资、产业、就业、技术和区域发展相互带动的综合效应。

泰达合作区最大的价值，是把埃及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这个区域原来是一片荒漠，如今逐步成为连接苏伊士运河、埃及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平台。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意义，不仅在于建成“非洲第一高楼”，整个中央商务区是中企综合工程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技术标准的一次集中展示；更重要的是，它服务于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体现了大型基础设施与埃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结合。

这是2022年7月19日拍摄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 新华社

除配合埃及国家发展战略落实外，我认为更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中埃合作正从工程承包向本地化制造和产业链合作转变。新能源、汽车、家电、建材、纺织等产业不断落地，一些项目还填补了埃及产业空白，比如巨石玻璃纤维等项目已形成较强的出口能力。

从这些实践中，我认为中埃产能合作至少有四条经验值得推广：一是战略对接是前提，只有双边发展战略形成良性互动，合作才具有长期稳定性；二是园区是重要载体，这样才能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形成集群效应，提高项目综合经济收益；三是从产品进入转向产业扎根是内在要求；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是双方必须遵守的政治和市场原则。

中企获得市场和国际化发展空间，埃及则获得投资、就业、产业能力和出口能力，这种利益结合才是合作能够长期持续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中埃产能合作最值得推广的经验，不是简单地把中国制造搬到埃及，而是把中国的产业、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与埃及的区位、市场、资源和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最终形成项目带产业、产业带就业、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进而走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共生”。

观察者网：成就是一方面，不可否认，现在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贸易不平衡问题。虽然2026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额增长67.5%；但把时间拉长来看，中埃贸易长期存在较大顺差——2025年双边贸易额约208亿美元，中国对埃出口近199亿美元，埃对华出口仅8亿多美元。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您看来，零关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格局？

赵军：中埃贸易不平衡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多年来埃及多个层级的官员都对这一问题特别关注，这也是美西方试图挑拨中埃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和埃及朋友交流时，他们也经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不能总是赚取我们穷国家的钱啊。”这一场景反复出现，也一直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方出口太多、埃方出口太少，中国赚钱多、埃及损失大。更重要的是要看贸易结构和产业链结构。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到208亿美元，虽然埃及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但中国自埃及进口增速已超过40%；此外，2025年中国对埃及出口中约66%是中间品，这些产品相当一部分进入埃及加工制造体系，再通过埃及出口到其他市场。

因此，解决贸易失衡的关键，不是机械追求某一年进出口的绝对平衡——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扩大埃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华出口，同时提高中埃产业链合作水平，让贸易结构更加均衡。

我认为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零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突破。埃及对华出口的全部税目产品获得零关税待遇，相当于为埃及企业打开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绿色通道。从短期效果看已经出现积极变化：2026年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增长67.5%；2026年8月中方在开罗举办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仅一场活动两国企业就签署近1.7亿美元贸易协议——这是把政策红利进一步转化为市场订单的有益尝试。

但我不认为零关税本身就足以根本改变贸易格局。关税只是出口成本的一部分，埃及能否扩大对华出口，还取决于产品质量和标准、供应能力、物流体系、品牌建设以及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特别是埃及对华出口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农产品、食品和部分原材料，出口产品结构还需进一步多元化。

因此，如果让我判断未来几年零关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埃贸易格局，我一贯的主张是：零关税能够缩小增量贸易中的失衡，但很难单独消除存量贸易逆差。真正决定贸易结构能否发生根本变化的，是埃及能否借助零关税把出口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并能以高质量产品进入和占据中国市场份额。换句话说，零关税是起点，不是终点，贸易平衡最终要靠产业平衡来实现。

实际上，当前两国都意识到了这一难题，并且如前所述，已经把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作为新的增长点。贸易逆差是长期形成的，也需要时间来解决，短期内难以消解。

说到合作瓶颈，埃及自身的宏观经济压力、融资成本、外汇短缺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也会影响部分合作项目的推进和企业投资预期。2026年7月我在埃及调研期间，深切感受到在埃中企面临的这些困境。因此，未来中埃战略对接的关键，不再是有没有项目，而是如何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实现贸易、投资、产业、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