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方法

列举各方的难处，并不是为了和稀泥、营造一个“大家本意都是好的”的氛围，而是尝试引出基本矛盾。

聊到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贬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学生在说，家长在说，用人单位也在说。除了教育部门，几乎所有相关方都在默契地使用这个概念。

一个概念能成为一种现象，说明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但用来解释相关问题则不符合经济的基础逻辑。

假设一个社会中存在10万名存量博士，而一个博士创造的价值（不计成本）是50万元，企业为其支付18万元的报酬是非常合理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扩招，社会中的存量博士增加到20万名；由于边际效应，这时候博士创造的价值减少到45万元。但由于市场惯性，博士薪酬保持在18万元没毛病。

这里还没有考虑一般情况下，博士进入产业界往往创造出更多高科技人才的岗位需求。

也就是说，研究生的“稀缺度”被“稀释”，主要体现在新毕业的学生不能很快进入领导岗位，而不是与前辈差几届就在职场薪酬、甚至就业机会上出现断崖式下降。这才是世界研究生培养史的一般规律。

西方高等教育先发国家建立博士甚至本科制度，基本都经过几十年的小规模试点。美国的第一届本科生中就有人因为不知道学位有什么用，依然像父辈一样在农庄种田度过一生的。而中国现行的研究生制度基本上是在“科学的春天”中用一两年时间奠定主要框架的，在与市场接轨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普遍也没有能力量化评估研究生的能力，大量研究生在就业时涌入了只需较低学历的岗位，甚至缺乏胜任岗位的职业技能。既加剧了教育“内卷”，又对扩招人数缺乏合理的制约。而教育阶段的“内卷”，又影响了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

笔者与不少企业管理者打过交道，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的企业不看重学历，只尊重真才实学。然而，同样是这些企业，却从未以接近博士的待遇，招聘过博士退出的学生。它们在招聘时，为了减少筛选成本，无一不是按学位将毕业生的简历分为两级或三级，还要至少区分出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两个标签。

如今被一些人视为敢讲真话的志愿填报自媒体博主张雪峰，第一次出圈就是在2018年的综艺《我是演说家》。他从几个刁钻角度，怒怼自认职场不存在学历（实际上是学位）歧视的企业家，并力证在招聘中存在学历崇拜。当时，网友就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张雪峰力证学历（实际上是学位）的重要性

可见，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甚至不了解自己公司的人才招聘策略，指望他们能够客观量化评价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是不现实的。

如果企事业单位、甚至只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能够在招聘时合理量化评价研究生，很多问题早就在市场机制中迎刃而解了。例如，如果企业招聘是合理量化，还会有因为导师“卡毕业”而产生如此多具有冲击力的社会新闻吗？

事实是，中国的企业几乎不按照硕士以上博士以下的待遇考虑中途退出的博士生，更多按照较硕士还降半等的待遇进行考量，最终连硕士待遇都比不上。在强调学位的同时，看轻学历才是常态。

因此，真才实学不如学位在手，早一年毕业，就业机会、就业起点和发展机会都明显更有利，才是如今研究生的就业现状。笔者就亲见多位成果丰硕的博士，就因为比自己师兄姐晚了一到两届，就没能获得同一档次院校的教职。

在此大环境之下，学位崇拜怎能不大行其道，学风怎能不浮躁，围绕学位的斗争怎会不牵动人心？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因此始终摆脱不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同样的，如果一个领域有大量来自企业的学者发表文献、参与研究，学术不端将很容易被发现，来自高校的研究也会更严谨。

尽管对多数企业当前评价科技人才的能力持保留态度，我们一定不能轻视企业在引导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在2008年以前，企业招聘基本上重视学校远胜于专业，造成一大批热爱军工或基础科学、但考分相对较低的学生，难以得到对应培养。而很多高分学生其实没有从事相关行业的想法，导致资源的错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因为这些专业课程压力过大，很难为勤工俭学留出空间，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下度过学生时代。

随着企业的招聘模式向“专业与学校并重”，甚至“强势学科优于名牌大学”转变，目前这样的错配已经减少很多，像考古这样的学科基本实现“少而精”的培养方式。为了吸引优秀的贫困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国家和高校纷纷推出类似“强基计划”的政策，改善了他们在校生活。

这些向好的改变，其实都是在没有太多行政指令之下，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发调节而完成的。这也恰恰证明企业的作用怎能被低估？

企业这么重要，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助于实现对培养质量的第三方量化评估，能发挥作用的企业一定是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增长力量的高质量企业。

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企业还太少。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3~2018年在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获奖数占全国总数70%以上，产出社科重大成果比例占全国80%以上，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20%左右。

高校以全国9.4%的研发人员、7%的研发经费，发表了全国80%以上的SCI论文。高校科研经费总额达到6531亿元，牵头承担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973”、“863”等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在数据面前，不宜清高地认为高校搞的是“假把式”和“绣花枕头”。哪怕只看资本指标，很多企业同样表现不佳。

2024年开年A股四连跌，创业板指数周跌幅超5%的市场行情同样引人关注。很多股民在自媒体平台咒骂A股及A股管理机构。

很多从A股退市的企业，多年平均年利润率不足7%，考虑到股市通常会看多企业估值，说明分红率比7%还要低一些，这真是严格考验股民的投资意识。因此，A股确实有管理问题，但不能低估企业的利润率与其庞大的资产规模不成正比的问题。

有时，一个政策误读，一个小型市场恐慌，行业龙头企业一天就跌去一两年的净利润。这说明很多企业仍未完成高质量转型，尽管其资产规模已经是世界一流，但利润率等代表活力的指标还不是一流的。

当然，我们也有华为、紫光、长江存储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在研究生培养目标转变及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我们要依赖它们，但也不能忘记鞭策前者。只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完成产业竞争力升级，研究生培养质量才能有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评价，届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顺水推舟。

如果将提升培养质量等价于一味逼迫学生和学校，那么未来研究生的培养环境恐怕会愈发恶化，违背以人为本的教育本怀，难免事倍功半；甚至违背育才是为了兴国的根本逻辑，陷入为了达标而达标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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