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是一个方面，缺乏兴趣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哪怕是就读博士的学生，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很多学生对科研没有兴趣，这种内生动力的区别，是很难通过教育技巧进行弥补的，何况大部分博士生导师的教育技巧又远不如初高中、小学教师。

可怕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根据一定标准对2000~2004年我国博士生生源质量进行评估，认为是基本持平。但问卷调研则显示仅有28.2%的导师认为有提高，30.9%认为是基本持平，40.9%认为是有所下降。

现在当年的博士变成导师，还是认为博士生源质量进步缓慢。很多导师也在想如何让他们眼中并不甚满意的新学生，完成越来越高的毕业要求。

和社会大众的一般想象不同，很多教授是非常反对不提供宿舍等影响学生福利的举措的，也非常反对制度性推延迟毕业。因为这些措施都会推高博士生进入门槛，最终将好学刻苦却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拒之门外，反而劣化了博士生生源及培养难度。

《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数据测算与讨论》指出，2013年博士生延期人数与博士生在学人数比达到峰值38.41%。这意味着有38.41%的在学博士生未能按期完成学业（以下简称延期率），后面年份的延期率一直稳中有降。

博士生延期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针对的是一般水平。有一项研究指出，2007年北京大学博士延期率是44.98%。另一项研究报告则是，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的延期率大约是50%。

从2014年开始，延期率开始缓慢下降，但博士分流退出人数及占比却总体上升，至今也在2%左右。这可能与福利待遇相对下降有关，当师生比发生明显变化，博士毕业年限必然增加。在2010年前，博士生福利待遇较社会平均仍相对较高，因此求学意愿仍然较高。

博士生分流退出人数

2010年前后，博士生福利待遇的吸引力下降，但增加的招生名额使得更多暂时不愿就业的学生读博，这些人日后就成为博士分流退出的主力。

这些研究结果，恰好生动说明以为责任下压就能办好一切的思想是多么荒谬。提高研究生毕业要求，既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也能招来更多不怕退学的研究生。

研究生培养存在五个利益相关方：学生、导师、大学、教育部门、（招聘）单位。应该说这五方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很多试图提升培养质量的举措，却让我们看到隔阂和裂纹在加深。

比如导师决定权，学生、大学和（招聘）单位都不希望导师的否决权不受限制，理由也很好理解。

于是有学校试行集体招生，然后导师就有话说了：“大家集体招进来的学生已经‘跑路了’，他在申请博士资格的同时还报考公务员，考上以后已经打算去上班了”，“都是新制度闹出来的，以前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集体决策，结果影响我个人”。

至于集体培养，教育部门则表示：万一出现了学术不端，你们都说不清楚具体情况，我该找谁追责？

再说严格要求，提高培养质量。一般来说，学生首先一万个不愿意，早工作一年早赚钱，越早毕业对于走学术道路越有利。导师也不是都愿意，毕竟实验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靠有限的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达到更高的要求压力太大。

教育部门则委屈我年年提高要求，还有人指责质量一届不如一届，我要放松要求那还了得？大学则是最热衷提升要求的，毕竟办学质量全靠学术成果，不提升要求，导师和学生怎么有动力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

手中握有较多招生指标的资深教授认为，提高培养要求，就要让学生增加在实验室的时间。而没有招生指标的年轻教师则认为，提高培养要求，就要让学生多听我讲讲学术前沿，一定要增加课时和学分。

企业的要求最为矛盾，一方面希望学生增加对新技术的把握，但更青睐实习经历和时长都表现出色的学生。

类似激烈的分歧还存在且不限于这些方面：学生福利，研究生该不该建立劳动制度及劳动保障，该不该推广专业型博士，学校和导师能不能、该不该出具学生的培养表现等等。

不难发现，这一切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关键——研究生培养缺乏客观标准。这导致理性讨论缺乏基础，各方诉求难免极化。也难怪每次高校出现相关事情时，充斥着喊口号式的情绪宣泄，而鲜有理性务实地讨论。

同时极化的表述，也使得每一项最终决策往往主要主张其中一方的权益，其中学生、导师抗风险能力最弱，因而对任何改变都最为敏感。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情绪也表现地最激烈，并渴望颠覆性的政策。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确定导师负责制是这样，在“985”“211”外开启“双一流”建设也是这样，“破四唯”、“一省一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教育国际化”等等还是这样。